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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钱由清政府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2）
1853年4月25日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在此后的一年中，又添铸了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甚至当千的铜大钱。除了中央的户部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1854年2月28日，咸丰帝又批准了铸造铁钱，甚至批准了铸造当五、当十的铁大钱。是年9月，咸丰帝还批准了铸造铅钱。铜大钱、铁钱、铁大钱、铅钱，毕竟还用金属铸造，更能获利的是纸票。1853年4月5日，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是年12月24日，咸丰帝又批准户部印制宝钞，即“大清宝钞”，又称“钱票”，面额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性原则。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咸丰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装着看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一意孤行。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饷，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八成。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
咸丰一朝，是清代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混乱的一朝。咸丰一朝金融体系的动荡，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咸丰帝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在意，为治眼前疮，已不顾心头肉了。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然而，从以上叙说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咸丰帝的举止有如被臣子们操纵的木偶。万能的皇帝已在臣子们面前显露其无能，至上的皇权也受到臣子们的侵蚀，这可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大钱、银票、宝钞的强制推行，只不过缓苏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并没有因此有了着落。自1853年中央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央的财政命令已经不灵光了。至于户部发下的银票、宝钞、京钱票，民间往往拒收，并不顶用。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中央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色。这种新增加的捐税，集中于土地，也为地方官开辟了“浮收”的新管道，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日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日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全国都陷于战争状态（详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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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3）
于是，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日，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性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
1854年以后，捐银成为各地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早期的湘军粮饷，基本是靠这些空白凭照解决的。而户部自然再也收不到捐银了。但是，捐来的官爵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须等待数年后方有机会授职。花两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衬托出真正的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比得上实缺？投资是要讲效益的。当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来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熊市。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容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在实际操作层面“自愿”的成份越来越小。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子的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做过大官发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身上。这些做过真官的家庭，本来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头名衔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产。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国藩对前两江总督陶澍家的逼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大为光火，埋下了日后曾、左仇隙的种子。事情仍未到此为止。军费的需求使在职官员也难于幸免。这方面最生动的事例是，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清军军费无出，户部尚书孙瑞珍（前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孙玉庭之子）被视为富户，王公大臣在集议中派孙家捐银三万，孙瑞珍闻此变色，自报家产仅七万，“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这一场争论几乎弄到老拳相向。几代儒学一品大员竟以粗俚的“龟子王八蛋”自誓，可见其恼羞成怒，也在史籍中添一笑料。
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皮，京官的俸禄已经一减再减。如此逼勒使这位负责全国财政的高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孙瑞珍以病告退。当官原来是一桩赔钱的生意。尽管开捐已成为地方官敛集军饷的主要手段，但时间越长，收益越低。道光朝中期捐一监生需银一百余两，到1857年仅十七两，捐者仍不踊跃。战区内富绅大商已受太平军的打击，复遭官军的劫抢，根本无力应付再三再四的逼捐，此处的罗掘毕竟有穷尽之时。更何况还有两点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