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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一口茶后，公公意犹未尽，但考虑会议时间，他老人家还是忍住了再唱几曲的念头。
“不要看这些曲子词简单，可通俗易懂，也朗朗上口的很。。。中国的人民就是喜欢这种平易近人的宣传方式。。。。。。”
洋洋洒洒又说了三柱香后，公公的嗓子眼都干了。
最后，他要在座的神职人员们将手中的规划方案翻到最后一页，赫然是东方教区绩绞考核条例。
“教会花了这么多钱让你们来东方传教，为的是更好的传播上帝福音，发展更多的上帝信徒。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你们做了什么？我看呐，不少人是把来东方当成游山玩水咧。。。”
魏公公隆重介绍了教区绩效考核条例，根据该条例，如果一个神父在一年时间内不能发展500以上的信徒，那么他所在的香堂就会受到扣减经费以及降级的惩罚。
条例总体上，是按照业务员提成和扣减方案制定出的。
如此条例，可谓是把熊三拔等西洋教士看的目瞪口呆：传播上帝的福音还有任务？还有惩罚？还有奖励？
“具体将由教会中国化领导小组来落实。”
魏公公说道，他将在今年组织召开第一届东方教区联席会议，与会人士主要是各耶稣会的神职人员。会议除了正式将中国化方向规划方案定为东方教区的主要任务，便是选举出第一届天主教中国化领导小组，并以此基础整顿合并各教区，落实五级负责制等事务。
“今年，是崭新的一年，也是奋斗的一年！我希望今年我们的教会能够增加1000名左右的中国神父。”
会议结束，魏公公和于会的信徒代表见面时，很肯定的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们。
既是东方教区，那自然就要大量起用东方的神职人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随后，魏公公单独接见了熊三拔等西洋教士，开门见山问南堂收到了多少澳门的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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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章 东方教主
负责南堂经费管理的是刚刚因为反对改革而被拿下的葡萄牙人、执事傅际讯。
因此，熊三拔并不清楚澳门耶稣会汇了多少银子过来。
魏公公便叫熊三拔去问傅际讯，不多时熊神父过来说傅际讯前后收了澳门汇银两笔。
和熊神父一起来的是比利时人罗启南，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熊神父特意让他过来向大主教阁下说明情况。
据罗启南说，澳门耶稣会汇来的两笔银子，分别是一笔是现银，共一万五千两。走的海运先到的广东汕头，之后陆运至南都，再走的漕运进的京。
另一笔是汇银，也就是时下流行的钱庄承兑。经广州、扬州、京师三地的钱庄转兑出来的，约三万五千两。
这两笔银子的运输和汇兑都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周折。同时，不管是海运还是陆兑，经手人都是广东从事海贸的商人。
“大主教阁下，在华耶稣会和中国的广东官府有联络途径，资金方面也有专门的广东商人负责，从前耶稣会向中国内地拨付经费一般都是交由这些广东商人来做。。。”
根据罗启南的说法，广东的“粤商”有很多都是从事海贸的，并且和江南的商人一样都是原材料的供应商。
所以，粤商们为耶稣会提供帮助，耶稣会反过来也帮助他们将货物外销，这样双方就是彼此互助互利，属双赢关系。
现在东亚及东南亚最大的货物中转站是吕宋的马尼拉，而“经济”中心则是澳门，大明则属于货物最大出口国。
政治上，澳门属广东香山县管，无论是主权还是治权，亦或司法权都属明朝，和“租借”是两个概念。
准确的形容，澳门应当属于明朝在帝国最南端设立的一个对外开放窗口，此窗口的设立并非是简单的葡萄牙求取居住权，而是隆庆开关带来的海贸影响所致。
澳门开放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每年，大约有1400万两白银经菲律宾输往澳门，之后再由澳门输入明朝。
同期，明朝的财政收入一年不到500万两。
长达半个世纪的白银输入，使得大明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保守估计经澳门流入中国的白银多达数亿两。
在此过程中，属广东香山县的澳门“特区”也承担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任。
“西学东渐”影响下，这才有了在华耶稣会以及徐光启等一大批致力于改革开放的官员；也才有了大量的西洋火器以及技术人才的东来；有了西洋雇佣军为明朝征战鞑虏的故事；有了明朝皇帝受洗加入天主教的故事；有了明朝向梵蒂冈求援的故事。。。。。。
甚至于，明朝的灭亡都和澳门有重要的关系。
因为有了澳门这个对外的窗口，遂有数亿两的白银流入大明，然而这些白银并没有进入到明朝的国库，或者说大部分没有入过国库，而是进了商人和士绅的腰包。
经济学上的正常情况，大量白银的涌入肯定要造成明朝的物价飞涨，实际上直至明亡，明朝的物价都是相对稳定的，白银不仅没有贬值反而还贵了起来。
原因就是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
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自然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赚取更多的白银，商人士绅们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直接导致明朝粮食减产，著名的江南和湖广产粮区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粮食下降的同时，经济作物的内需又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等到了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一下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国内不断出现的天灾，朝廷拿不出赈灾的粮食，灾荒便越演越烈，最后连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
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崇祯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然而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魏公公深知这段历史，所以他才大力开办海事，为的就是将海贸的巨额利益从民间拿回，不说全部拿回，拿回一半甚至一小半都行。
白银是好东西，但是要流通开才行。钱动了，才会钱生钱，才会钱买物。死抱着钱堆在家里，看着叫人满足，于小家有益，于大国却是半点利处都无。
澳门耶稣会能够送来五万两，魏公公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让熊三拔和罗启南说说澳门的事，有件事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关注。
这件事就是投机倒把。
在澳门，有大量的西洋商人从事一种新型的买卖——“套汇。”
隆庆开关以来，明朝大量商品出口西方，以低廉的价格换回来大批白银，因此大明成为世界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帝国的管理者们却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对于货币的管理手段十分落后。
罗启南说道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即一两金子换至少十两白银。
而在明朝，因为官方货币并不承认金银，所以金银的兑换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兑换比在1∶5。5－7之间，大概五到七两银子就能兑换一两的金子。
两者兑换的差价十分明显，存在投机空间，因此大量外国商人将白银运往明朝换购黄金，通过这种手段毫不费力的赚取超额利润。
这个“套汇”利润是惊人的，如果将澳门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全部套汇的话，就相当于那些投机倒把商人每年凭空从中国套走五百万左右的白银。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套汇空间，魏公公私下估摸从事套汇业务的商人每年顶多能套走一两百万两。
不是这些西洋商人不想套走更多，而是当下大明的民间兑换业务还比较零散，没有形成整体，因此单家的兑换能力并不强。
而且这个时代的兑换业务不像后世那么发达，在哪个柜台一办就可以，而是要奔波不同的地方，时间上就限制了大规模兑换套现的可能。
好比澳门教会汇到南堂的那笔三万五千两的汇银，就不是一次直接汇入京师，而是经广州商行先兑，再由扬州中转，最后是在京师承兑。前后一共是三家钱庄参与此业务。
“教会有没有从事套汇？”公公对此很有兴趣。
罗启南才刚来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