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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商业竞争不仅仅是产品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利益分配。
像胡广元他们二十七家典当行，经过了艰苦的商业和人际关系的竞争之后，淘汰了其他地区商人和本地商人在这些江南大城中的典当业。
就如同当初别人阻扰他们进入一样，现在他们也能制定规则，不允许其他人进入自家典当行覆盖的区域内，同他们进行竞争。
胡广元他们设想的非常好，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典当行商人，几乎在银行刚刚成立，汪逢元就把目光瞄准了，扬州、苏州、松江、金陵、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江南名城。
同崇祯着眼于布局全国，把银行网点先在两京一十三省建立起来，从而构建起初步的金融网络，让大明的财富通过银行网络顺畅的流动起来不同。
汪逢元认为，首先应该让银行在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扎下根来，比起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金，在江苏、浙江、南直隶三地调动资金，成本最为低廉，时间最为短促，而回报也最为丰厚。
这三个地区大小城镇数百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超过了3座，大明一半以上的财富都蓄积在这一区域。只要控制住了这里，大明中央银行就能迅速的成为一株参天大树。
汪逢元原本以为自己要花上一番唇舌，才能说服银行中，户部和皇帝的代表。但是崇祯虽然对银行的规划有一些想法，不过却无意干涉银行内部的工作安排，他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无暇分心。
银行中的户部代表只关心，银行能不能及时的提供资金，好让户部名下的粮食系统正常运作起来。
至于代表皇帝的内臣，他们虽然是代表皇帝督促银行是否按照规划在发展，但是显然他们更为关心的，是银行能不能尽快盈利。
皇庄改制之后，宫内的进项就少了许多。虽说宫内名下的各个工坊盈利不错，但是那些盈利都被投入到了扩大生产中去了。也许过个几年，这些工坊都会成为下金蛋的母鸡，但是现在不过只是雏鸡罢了。
宫内的太监们无儿无女，如果没有得到外委的任务，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吃那点皇粮。宫内的进项多了，大家手头就宽裕些，进项少了，大家也不敢抱怨，毕竟现在的皇帝可不是个好惹的。
汪逢元提出先在江南布局的提议，那些内臣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能想着尽快让银行盈利，这实在是忠心任事的表现。至于把其他地方稍稍拖后一些，那也不代表他们违背了崇祯的意思。
缓建不等于不建么，条件成熟的地方先搞，不成熟的地方后搞。这不就是陛下所说的，要用唯物论去指导我们的工作么。
在一番运作之后，大明中央银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便大幅度的向江南地区倾斜了。
短短3个月，胡广元这些经营典当行的徽州商人便意识到，银行实在是他们的大敌啊。
他们这些典当行手中的优质客户，同样也是银行所要争取的优质客户。
而银行除了提供低廉的利息之外，还提供了一种信用担保的凭证，可以让这些商人们不使用现金，就能完成交易。
这不仅大大的减少了银行的储备金的要求，还为那些商人们降低了贸易成本和缩短了交易时间。
依托着朝廷的信用，银行很快就抢走了他们手中最有价值的客户，剩下的都是风险极大的对象。
虽然他们二十七家典当行联合起来的财力，足以压倒刚刚成立的大明中央银行。
甚至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让扩张过快的中央银行陷入挤兑的风潮中去，但是这种事情他们也只能想想而已。
宁波、绍兴的典当业是连徽商都挤不进去的圈子，这里的典当业牢牢的被本地商人所把持着。
当大明中央银行在这两地设立了网点之后，当地的商人准备要教训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外来者，让他们自动退出这一行业。
宁波几家典当行联合起来，连续几天向大明中央银行宁波支行抵押了12尊1公斤重的金佛，他们还洋洋自得的吹嘘，他们准备了300尊金佛，要让宁波支行自动关门为止。
然后在大家准备看热闹的时候，这些典当行背后的东家，迅速被官府派人请去谈话了。大家都不清楚他们谈了什么，不过这些东家出来之后，便主动向宁波支行存入了100万两银子，并公开表示，大明中央银行信用卓著，乃是值得信赖的银行。
事情的变化过于突然，这让想看好戏的商人们跌破了眼睛。不过这件事震慑了不满银行的众多典当行，让他们明白对付大明中央银行，用盘外招是不可行的。
胡广元等二十七家典当行不能坐视，自家的本业就这么被这个什么银行鲸吞蚕食。他们商议许久之后，决定依仗同为徽州同乡的条件，要让汪逢元分他们一杯羹汤。
上京之前，胡广元等人商议着，最好的条件就是拿到51％的股权，只要能拿到银行的主事权，再加上一些银子也无妨。
最低要求，也是换取45％的股权，虽然拿不到银行的主事权，但是先把脚踏进去，也未尝不是没有机会翻盘的。
以银行在江南地区的迅速发展，这笔生意并不会吃亏，谁让他们当初判断失误，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银行的筹建呢。
但是汪逢元给出的25％股权，完全把他们的设想都给打碎了。然而就此罢手，大家返回家中，今后江南的典当生意就等于要拱手让人了。
放弃了典当行生意，他们的家族和为他们家族服务的那些仆人们，今后又该以什么为生呢？站在庭院中的一干人等，心中都浮起了一层阴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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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 一个真实的大明
“…根据以上各省的分别统计，两京一十三省的耕地总数约为783万顷。对各地亩产进行抽查测量的结果，其中长江以南区域，平均亩产约为26石；长江同黄河之间，亩产约为14石；而黄河以北区域，扣除陕西受灾地方，亩产约为1石。
淮河以北地区为旱作区，长江以南区域则为水作区，长江同淮河之间，则是水旱作业杂处。
以淮河为分界线，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7％左右。而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8％以上。
本年度预计全国粮食产量约为10亿石，加工成精粮就是5亿5千石。我大明在册人口6千万，按照每人每年4石的标准，就是2亿4千石。
如果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话，今年的粮食应当足够我大明百姓消耗了。”张瑞图小心的观察着崇祯的神色，不慌不忙的读出了自己手上文件的结论。
让张瑞图失望的是，听了这份内阁关于崇祯元年粮食收获的报告文书后，崇祯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让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要支持这份报告的结论。
今天的内阁会议，是九月份的最后一次。年初朝廷要求各地重新丈量耕地，并保证粮食的种植面积，且核定各县人口及粮食亩产。
到了九月中旬，有九个省份的官员交上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老老实实的下去统计了本县的情况，大多数县官只是让幕僚重新抄了一份往年的黄册，不过从这些上报的数据里，已经让人看出了不少问题了。
这次调查报告的结果，是各县直接向内阁申报的，所以地方大员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想到，当内阁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汇总之后，各府、各省所报的数据就出现了出入。
在后世的中国中，某个地区经济越发达，上缴的财税越多，主政地方的官员就会被视为能力出众，他本人也会作为官僚体系中的重点培养对象。
但是在今日的大明，地方上的经济有没有发展，不重要；地方上有没有兴建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共工程，不重要；甚至于地方上出现了灾害，主政官员有没有及时行动减缓灾害，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听从上官的意思，不要给上官找麻烦，特别是不要让治下的豪族缙绅不开心。大明的官员能够稳步高升的，可不是那些会来事的官员。
而是那些善于逢迎上官，又能让地方上的缙绅豪族满意的官员。所谓官声，不就是那些缙绅豪族对某人的夸奖之声么。真正的平头百姓发出的声音，又怎么能传入到上位者的耳中呢。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