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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唐战争时期，孔清高虽然生活十分困苦，但仍然关注着山东的命运。他坚持写文章，热情地歌颂儒教徒的抗唐战争。
去年，孔清高在家中听到大唐投降的消息，兴奋异常，他走上街头，同人们一起，欢庆这喜悦的日子。今年，孔清高回到了齐城，投入了山东百姓反对大唐黑暗统治、争取百姓自立的斗争中去。今年，大唐朝廷以查户口为名，在长安逮捕了两千多人。孔清高对此非常气愤，他毅然签名，抗议大唐朝廷任意逮捕百姓。
孔清高的行为，受到了长安的仇恨，他们通过报纸，造谣诬蔑孔清高。
大唐朝廷间谍还多次到他家闹事。但是，这些都没使孔清高动摇，他以更大的勇气投入了新的战斗。
由于长期的困苦生活和劳累工作，使孔清高得了严重的胃病。孔清高的病情加重了。这时，百姓自立战争也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孔清高不顾病痛，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斗争中去。长安朝廷为了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支持商业教，阻挠山东百姓的自立事业。
今年，齐城学生为了反对长安朝廷的无耻行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省运动。孔清高虽然重病缠身，又没有钱医治，但是他断然拒绝长安提供的一切物资。他在拒绝购买长安物品的宣言上签了字。他又让自己的孩子把长安面粉的供给证退了回去。
八月初，孔清高病情更加严重了，被送进了医院，但是，因为治疗无效，不幸于十二日与世长辞了。
在临终前，孔清高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家里人：“有件事要记住：我们家绝不能买大唐朝廷配给的长安面粉！“
孔清高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崇高的山东气节，将永远留在每一个山东人心中。
…
总督回忆：“孔清高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长安的‘救济粮。’”
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今年以来，大唐朝廷的金元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金元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百姓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
大唐朝廷朝廷也知道百姓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儒教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长安的面粉”。
也正当这个时候，长安朝廷积极扶助逆贼，长安驻山东大使雷登二对山东百姓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逆贼，侮辱山东百姓。
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大唐朝廷朝廷的阴谋，抗议长安朝廷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是这样的：为反对长安朝廷的扶商政策，为抗议长安总领事李无德和长安驻山东大使雷登二对山东百姓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山东百姓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长安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同意拒绝购买长安低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签名。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孔清高先生。
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孔清高坚定地说：“宁可把我们全家饿死，也不能吃一口救济粮！”
于是，伟大的孔清高全家都饿死了。
…
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前年从鲁城回到儒教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大唐朝廷。对孔之伦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自立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长安、反对商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
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乾脆：“不！我还要活！”
孔清高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有十个老婆，几十个孩子，都需要他养活。在鲁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孔清高对朝廷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
战争时期，消息被大唐朝廷封锁了，对于朝廷对逆贼消极战争，对孔之伦却积极战争，掀起几次反儒**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鲁城的许多朝廷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大唐朝廷暗杀了孔之孙，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长安以后，又看到商业教帮助大唐朝廷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商业教及其走狗大唐朝廷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孔之孙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清高先生是之孙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
一句话，没有清高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在当时，编印“之孙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大唐朝廷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之孙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之孙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
另一件是孔清高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山东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大唐朝廷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朝廷闹事，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清高先生怕山东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朝廷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山东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大唐朝廷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
这时候，大唐朝廷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大唐朝廷，送给学校刊物《儒教学报》发表。
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大唐朝廷高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清高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
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明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在儒教大学工字厅举行“儒教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学术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儒教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大唐社会和商业教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