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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
等他走到跟前，谢怡红笑着说：“哇，还穿着料子裤啊？抖抖的呢，裤线还弄得这么分明，皮鞋这么油光发亮，穿得‘二行二行’的嘛――”
他知道这个“二行二行”是a市人嘲笑那些爱打扮的乡巴佬的，感觉有点尴尬。
谢怡红又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里没谁穿这么――formal的，你看人家，都穿得很casual――又不是interview――”
他向周围望了一下；发现果不其然；大多数男人都穿着t恤短裤；象他这样长袍大褂的屈指可数；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谢怡红是说过叫他穿随便一点，但他怎么知道美国人“随便”到个什么程度呢？他是按自己对“随便”的理解穿的，哪里知道还是太formal了。他觉得谢怡红的话有点嘲笑的意思，好像在责怪他这个乡巴佬丢了她的人一样；他心里有点不舒服；跟在她后面往停车场走的时候，他就很自觉地拉开了一段距离。
走到谢怡红的车跟前；她开了后车厢，叫他把行李放进去。他虽然不懂车，但也看得出那车不算很新了，忍不住问道：“这就是你那辆新车？”
谢怡红一愣：“什么新车？”
“你不是说你――把小陆还你的钱拿来买新车了吗？”
“噢，你说那辆新车？没开来。怎么，这车接你不够级别？”
“哪里，我只是随便问问――”
谢怡红开车带他去吃了些东西，就把他送到了事先已为他找好的公寓里，是跟一个叫周进的中国留学生合住，一室一厅的房子，周进住房，他住厅。房子虽然旧点，但空调热水什么的都很齐全，谢怡红帮他买了个床，还有一点家具和炊具，他已经很满足了。
谢怡红把他送到之后，就说：“你先休息一下，晚上我来接你们两个去我那里吃晚饭。”
谢怡红走后，他跟周进聊了一会，知道小周在g大读博士，比他小七、八岁，说话看事都很不相同；感觉简直是两代人了，不免有〃老了老了〃的感觉。后来小周去实验室了，他就在自己床上睡了一觉，一直到晚上谢怡红来接他们去吃饭的时候才醒来。
谢怡红仍然开着那辆旧车，把他们两个带到她的住处，也是个一室一厅，但谢怡红是一个人住；显得很宽敞。吃完饭，谢怡红把他们送回住处，叫他好好休息，说明天来带他去系里转转，熟悉一下上班的路线和实验室的仪器，然后就打道回府了。
他感觉跟谢怡红在美国的这个开场白似乎完全不是他设想的那样，幸好他聪明，没把他妈妈为谢怡红买的东西拿出来给她，不然的话，她肯定一下就猜出他妈妈的用心了，那就叫他无地自容了。看来他先前的顾虑是对的，如果谢怡红对他有意思，那又何必为他找这么个住处？还不如就住她客厅算了。就算不让他住她客厅，她至少应该有点不舍的意思？怎么会把他扔到他的住处就跑掉了呢？
后来的那些日子，谢怡红对他还算热情，但也只限于帮他的忙，比如带他去银行开户头，去学校办各种手续，到实验室熟悉情况等。他后来才知道谢怡红已经转成学生身份了，但仍然在老杨的实验室工作，是做助研，每周只需工作十三个小时。他不知道谢怡红是不是为他才转成学生的；但如果她不转；老杨那里就没这个空缺；那他就出不成国了。
g市的生活真的跟谢怡红说的那样，很便宜，特别像他这样跟人合住，而且住在客厅的，每个月的花销不出五百块就能搞定。他第一个月发工资后，发现自己已经存下一千多块钱了，忍不住在心里换算了一下，那就是一万块左右了。早知道是这样，他应该早点出国的，那他存的钱肯定够还那笔账了。
他手里有了这些钱，就有点摩拳擦掌，急不可耐地要开始还账，于是就旁敲侧击地问谢怡红怎么往国内寄钱。谢怡红一眼就看出他想干什么了，一针见血地问：“是不是想给小冰寄钱哪？”
“不是――”
“你不说老实话，我就不告诉你怎么往国内寄钱了――”
他心想你不告诉我，我到银行去问。但他想起自己没车，去趟银行很不方便，还得谢怡红出车，于是他老实承认是寄给小冰的，但是是用来还小陆的那些钱的。
谢怡红居然没反对，很爽快地说：“你就写张支票就行了。”然后就教他怎么写支票。
那是他生平开出的第一张支票，搞得比写情书还隆重；写了好几次，浪费了几张支票；才觉得满意了。他把支票装在一个信封里，又简单地给小冰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这是还小陆那笔钱的，他一下拿不出那么多，但他会每月还一些，请她收到支票后告诉他一下。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电邮账号什么的，全都告诉了小冰。
支票寄出去后，他就暗中数着日子，等着小冰那边的消息；一直等到十五天过去了，还没接到小冰的电话或者电邮，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往小冰那里打了个电话，借口是问问她支票收到没有。
小冰波澜不惊地说：“收到了。不过我劝你以后别寄了，你寄了我也不会转存的，白白浪费你的支票和邮票――”
他这才知道支票还有个转存的问题，难怪谢怡红一点也不阻拦他寄支票呢。他着急地问：“那怎么办？我要怎么才能还上你们的钱？”
“说了叫你别还的，你怎么不听呢？以后也别打电话了，国际长途，贵得很，不要赚了几个美元，就阔乎其阔，乱烧包，把一点钱都浪费在电话上了――”
………………………………
第 73 节
谭维被小冰奚落嘲笑了一通，而且小冰后来也一直没去转存那张支票，但他还是每月照寄不误。
还账好像已经成了他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他的生活工作都是围绕还账在进行。每个月月底，他把一张支票寄出去了，就开始盼望下一个发薪日，一边算计着又挣了多少钱，一边尽量把自己的支出控制在五百块以内。到了下一个发薪日，他先上网查一查工资打进自己的账号了没有，如果已经打进去了，他就写一张支票，寄给小冰。过了十五天，他就打个电话给小冰，看她收到支票没有，于是再被她奚落嘲笑一通。
他也知道这样的生活很无聊，但不这样的话，他还真的想不出为什么要呆在美国。
他在美国的生活可说是味同嚼腊，每天就是上班上班，早上七点左右就起床，胡乱搞几片面包或者方便面吃吃就提着午餐盒去上班。午餐盒里装的都是昨天前天的剩饭剩菜。他住的地方虽然在校车线上，但刚好在个两不靠的地方，而他上班的地方，也是在一个两不靠的地方，如果他坐校车去上班，两边走去车站的时间比他干脆走去上班的时间短不了多少，所以他基本都是走路去上班，也算锻炼身体。
老杨的实验室号称g大的“chinatown”，雇的人全都是老中，天南海北的都有，也不知道老杨是怎么把这些人发掘出来的，或者说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把老杨发掘出来的。老杨很爱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总结这个现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不过老杨说的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剥削与被剥削”。老杨就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每天很早就去上班了，等到跟实验室里每个人都打了照面、派了工之后，老杨就不见了，要到中午的时候老杨才浮现在系里的coffeeroom里，跟大家一起吃午餐，打情骂俏，实施通俗油滑版亲民政策，同时也监督大家不要在午餐上花太多时间。然后老杨又不见了，要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又浮现在楼里，关怀备至地问候大家：“还没走？不早了，快回家吃饭，活没干完的话，晚上六点半过来干就行了。”
不用说，实验室的每一个员工都在背后讲老杨的坏话，但当着老杨的面，大家屁都不敢放一个，因为老杨时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国内某些知名高校们的某些知名老师们又在要求来他实验室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他们几回了，那些人就是不放过他。老杨说的这些绝对不是撒谎，因为老杨有时会把这些人的email转发给实验室的人，叫他们看看谁比较合适。
周末的时候，实验室大多数人都“自觉”到学校加班加点，因为人家在加班，你怎么好不加班？你不加班，不怕老杨觉得你不积极，到时候把你开销了？而且老杨总能在星期五给你布置点什么活，让你当天干不完，不得不周末来加班。老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