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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名医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中说：“此物（烟）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有种植之矣……”明末清初人士沈赤然所著《寒夜纵谈》云：“烟草产自闽中……末年遂遍地种矣。”由此可见，烟的产地在菲律宾吕宋岛，自明代开始传入中国福建、广东，进而遍布全国。
烟草自从传入中国，便成为了人们的喜爱之物。明末杨士聪《寒夜丛谈》云：“余儿时见食此者尚少，迨二十年后，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清初王肱枕《蚓庵琐语》亦云：“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清乾隆年间举人陆耀《烟谱·好尚第四》云：“酒食可阙，而烟绝不可缺。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康熙时嘉兴人王逋肱《蚓庵琐语·烟草》云：崇祯末，我地遍处栽种，虽三尺童子，莫不食烟。”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妇女和男人一样，对烟的喜好程度都是相当深的。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云：“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莫不吃烟。”清初王士禛《香祖笔记》云：康熙时，“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清康熙时人刘廷玑《在园杂志》中云：“始犹间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乾隆年间的阮葵生《茶余客话》云：“近日无人不用，虽闺稚女，银管锦囊与镜奁牙心并陈矣。”
明清时的妇女吸烟面相当广，尤以两广和东南沿海最盛。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书画家罗天池《诗翰卷》中云广州妇女：“在家则只知吸水烟打纸牌，不知中馈针黹为何事。”《广西通志》中描述苗族妇女：“蛮女性喜吸烟，每以烟筒插髻。”近人徐柯《清稗类钞·饮食类二·吸旱烟》云北方妇女好烟也不逊于两广：“光绪以前，北方妇女吸者尤多，且有步行于市，而口衔烟管者。”该书还记载，清“光（绪）、宣（统）间”，有了卷烟以后，吸起来更为方便，于是“妇女亦起而效尤，出行且吸之，不顾西人之诮为行同泰西之娼妓也”。
清学者金学诗《无所用心斋琐语》描述苏州一带官绅之家娇柔女子吸烟之状：“苏城风俗，妇女每耽安逸，缙绅之家尤甚。日高，春犹有酣，寝未起者，簪花理发，举动需人，妆毕向午，如出闺房，吸烟草数筒……”
清女诗人虞山女史归懋仪是有名的女烟客，曾作《烟草》诗表明自己对烟的喜爱：“谁知渴饮饥餐外，小草呈奇妙味传。”清张浮槎（浮槎散人）《秋坪新语》中记载静海吕氏之妻作戏咏长烟袋诗铙有风趣，诗云：“这个长烟袋，妆台放不开，伸时窗纸破，钩进月光来。”
一些诗人更是将女人吸烟的姿态描绘得十分动人。如明末清初女诗人朱中湄在《美人啖烟图》诗中云：“惜惜佳人粉黛匀，轻罗窄袖晓妆新。随风暗度悲笳曲，馥馥轻烟漫点唇。”《清稗类钞·饮食类二·吸旱烟》载有几首《咏美人吸旱烟》诗，为清诗人尤侗所作，其一云：“乌丝金缨赛香荃，细口樱桃红欲然。生小妆楼谁教得，前身合是步非烟。”
当然，对于妇女吸烟，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赞赏，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中云：“不惜千金买姣童，口含烟奉主人翁。看他呼吸关情甚，步步相随云雾中。”据晚清诗人俞樾称，当时闺阁妇女以吐烟圈为风雅，其《天香》词题注曰：“吸淡巴菰，烟蹙口出之，一一皆成圆圈，亦闺中一技也，为谱此词。”另一种是反对，清福建海澄邱炜萲《菽园赘谈·妇人吸烟嘲》云：“宋孤山处士尝曰：‘某件件使得，惟弈棋与挑粪使不得。’余亦曰：‘妇女件件可耐，惟吸烟不可’。”
“你倒是有些古怪玩意。”韵秋接过香烟，却见这洁白细长的烟卷饱满而光滑，尾部的过滤嘴天衣无缝地接合在一起，拈在手里像是一件艺术品，真不知这玩意产出何地，又是怎么制出来的。
“我身上还有件稀奇玩意，你要不要看看？”杨铭嘻皮笑脸地说。
韵秋脸上一红，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杨铭从怀里掏出zippo打火机，叮地一声打出火苗，递到韵秋面前。
“这是不是稀奇玩意？”杨铭笑着问韵秋。
韵秋脸上又是一抹飞红，嘴里含着香烟凑前点燃了，吸了一口，悠悠地吐出一圈烟雾。
杨铭将脚上的鞋子蹬掉，一个翻身坐到床上，掀开被子和韵秋并坐在一起，伸出左臂把韵秋揽在怀里，他从韵秋手里拿过香烟，含到自己嘴里猛吸了一口。
两人像情侣般地偎坐在一起吸着同一支香烟，此情此景，让杨铭不禁想起他在上个世界里读大学的时候，和女生一起飞叶子时的情景，心中顿时生出了今夕何夕的感慨。
“韵秋，你这身功夫跟谁学的？”杨铭吸了一口烟，将香烟递到韵秋嘴里，很随意地问道。
“家里没有男丁。”韵秋淡淡地说：“小时候跟着阿玛打猎，学了一些拳脚功夫……”
“那你干嘛要做细作这行？”杨铭胳膊使点劲，将韵秋搂得更靠紧自己一些。
“家里穷呗。”韵秋靠在杨铭怀里淡淡地说：“族里的男子长大了可以当兵打仗，建功立业，女孩子家能干什么？”
“哦……，那个小翠是你徒弟？”
听到杨铭说到小翠，韵秋怔了怔，心里再次确认到她的团队已经全部完蛋了。
“她们家是族里亲戚家的奴隶，以前老汗杀汉人，她们家投了佟家才躲过被杀的……”
汉人大量归顺满洲是在天命三年明金战争揭幕之后，在这一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占抚顺，俘获人畜约30万，其中的人口一律都被设为阿哈（奴隶），这部分人是不能够去当兵的。但是在这次战役中，明军抚顺游击李永芳被迫归降，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汉人被降附。对这一部分汉人，努尔哈赤并没有作为战利品，而是将他们编成了“一千民户”，这些人归原来的官李永芳管辖，后来被迁往赫图阿拉。
明末边将降金始于李永芳，但是大规模编汉族降人为民户则自抚顺之役始。努尔哈赤开始对待汉人还是很不错的了，在他开始占据辽东的时候，他给予了归降的汉人以民户的地位，这些汉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接近于满人牛录属员。可是，这种状况很快就改变了。
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当时有辽东汉民几尽杀光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力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