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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提啊。
罗列完这一大堆，绩溪县令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写的那么详细。因此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道理说清楚了，可惜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找来找去发现本县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一大一小两县打起头阵。其他战友也不好落后，几天后休宁、祁门两县也有了回应。
尤其是休宁知县的回应，对帅嘉谟的威胁最大。此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出手不凡，他抛开那些弯弯绕绕，矛头直指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九千七百石，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多交的四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每二十四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与“人丁丝绢”数字相符，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二十四两调整到了二十两，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却没有改动过。
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他的第二招，指向物产。
因为帅嘉谟之前曾提出，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休宁县令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滚绣、下乡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虽然歙县现在不产生丝，但不代表以前也不产——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
也就是说，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不能推卸给别人。
至于说《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休宁县令认为很简单，因为歙县本就是徽州府的治所所在，《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
休宁县的第三招，则对准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大明会典》。
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征于歙县？休宁县的解释非常简单，就三个字——没必要。
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没有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实属荒谬。
休宁县的回答，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这三招下来，拳拳到肉，招招见血，就算是帅嘉谟已经到案，与他当面辩论，恐怕也会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就写得毫无意义，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不过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祁门知县正好开缺，申文是由县丞代理回答，该县丞是个老举人出身，果然还是比不上进士老爷的水平。
前面已经珠玉在前，黟县知县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穷得只差当掉裤衩，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当场就要死了啊！”
高务实把这些情况说给帅嘉谟一听，帅嘉谟就急了。
他先对高务实这一路的照顾表现感谢，然后请求提前南下回徽州，跟五县好好论战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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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9章 安阳之行（三）
高务实是有心将帅嘉谟留在身边听用的，他的计划摊子铺得很开，但人才却不够用，有帅嘉谟这样一个有着数学和刑名双料专业的人才，对他而言很有作用。
说来也是好笑，新郑高家虽然不是什么四世三公之家，但从祖父高尚贤一辈就算是发达了，父辈也不用说，尤其是三伯高拱，门生故吏满天下，按理说是不应该找不出人才来的。
但问题在于，高拱门下弟子虽多，几乎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却几乎全在官场。同时他们的才华也未见得适合高务实现在之需，更别提高务实年纪太小，身份也不足以驾驭这些师兄，因此空有巨大人脉，却利用艰难。
守着金山没钱花啊。
其实高务实自从前一次在太子伴读竞争中凭借《龙文鞭影》脱颖而出，后来又小试锋芒折了冯保的面子，私底下闯出一个“小阁老”的称呼之后，高拱的门生故吏们都在心底确定师相这是要传衣钵给高务实了，对他的一举一动都颇为关心，甚至连吴兑这样已经高居巡抚之人，对他也不敢小觑。
不过，那并不代表他们会以臣服的态度对待高务实，正相反，他们对高务实的态度大体都是帮助、提携。
高务实自己也深知这一点，这些师兄们只能是自己今后在官场上的奥援，却不是产业上的伙伴，自己的产业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眼下虽然摊子铺开了一些，毕竟还只是个基础，还可以靠着高家的底蕴从家中选人，等这些生意全面展开，乃至于进军更多的项目，缺人的现象一定会更加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引进人才。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肯定会有人才缺口，那不如现在就开始筹划。
这年头，读书读得好的势必先考虑当官，实在是考不上的才会去找别的门路，而整体来说，大明的读书人占比又不高，这样一来，招募人才就很困难了。
高务实知道高拱在掌握吏部之后有一个计划，就是加大对举人的培养和使用，现在已经再开始逐步推进了。
这本身是个好主意，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是高拱的一项良政，高务实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招募人才——举人可能有点困难，毕竟举人已经可以候补为官了，但秀才呢？
历史上不也有很多落第秀才干了不少大事么？可见秀才这个层次，应该也是有不少沧海遗珠的。
帅嘉谟倒是接受了他的邀请，但歙县人丁丝绢案还是必须先了结了才行，所以他必须回去。
高务实只是不知道自己暗示给他的那番话，帅嘉谟到底听懂了没有。如果听懂了的话，他应该就不会再死钻牛角尖，非要跟五县论个是非曲直来了。
为政有时候就是这样，公平也好，公正也罢，都不是关键，对错根本不是处理一件政务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利弊才是。
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说得真好，也真讽刺。
可是高务实也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为政更是如此。徽州这档子事，最后肯定只能和稀泥。
高拱这样的政治家，不会太纠结歙县和其余五县到底哪一方才是奥数冠军，那没有任何意义，他的目的只是找一个在南直隶推行一条鞭法的突破口。
不过回头想想，帅嘉谟固然是人才，那个休宁县令似乎也很厉害，可见科举制度之下，也并不是说就不会出现有能力的人才，只是社会现状如此，大家千军万马争一根独木桥，再优秀的人才，一门心思做官去了，也发挥不到其他方面上来。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绝非简单的科举制度问题，解决办法也绝不是什么废除科举——后世的公务员考试，不也是变相科举？可见问题不在于考试，只在于考什么，以及这些所考项目在整个考试中的权重。
高务实记得当年有一次和表弟一起看世界杯，他感慨了一句：“咱们国家的足球青训体系太差，什么时候才赶得上人家呀！”
结果他表弟哈哈一笑，说：“其实贼简单——高考足球额外加分，加分上限100分，十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天下无敌了。”
高务实目瞪口呆之后，觉得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其中还真不是没有道理。
试想如果大明的科举能够加入其它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