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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自己治下的地方，这看起来好像不地道，所谓用人不疑，但那只是文人的傻话，政治上是犯错误的。朱敬伦不会犯这种错误，相比人心，他更愿意相信一个让人人都不能叛乱的机制，让这个机制限制住所有人叛乱的行为，然后再不妨高调的夸赞一下他们的忠诚，这是政治！
一番大规模的调动，在年底前，搭起了军区制的框架。
但看起来动作大，可实际上组织结构的变化并不大，因为各个軍队的编制都没动，新安军还是新安军，五坑军还是五坑军，因为他们的功勋，他们的名称都没变，因此根基其实并没有变，所以这场大规模的调动，始终没有引起混乱，反倒是一场军事调动演习一样。
只是这样一场大调动之后，上层的组织权力完全变了。
表面上看，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总参谋长谢琦，但没人会认为他能成为毛奇那样的，执掌大明军事大权的总参谋长，因为他上面有一个比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强势的多的皇帝！
新的军事制度还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扩建新的军校，将军校从土地狭小的东较场搬迁到黄埔村，从旅欧军官中任命新的军校教官等，而大明皇帝亲自担当学校的荣誉校长一职，则得到了广大军官的极大支持，因为这意味着上过军校以后，就成了天子门生。
军事变革至此也只是刚刚搭起了一个架子，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但大都是按部就班的事情，已经不影响軍队的稳定和战斗力了。
这时候朱敬伦才开始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
这时，已经是1872年，这一次改革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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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四节 教育改革（1）
教育改革绝对是中国这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领域，因为他牵扯到了思想之争。
儒道，统治了这个国家教育领域已经超过一千年，在汉代取得了绝对优势，在宋代确立了统治地位。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对是一个历史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从此走入儒家时代。只不过之后的几个朝代，最精英的人才，大多都不是出自儒家。
能够想象的人才，三国时期的曹操等枭雄人物，哪一个都没给人一个儒生的印象。
唐代的魏征、长孙无忌这些文官，还真不能算成儒士，他们一个个都是能上马砍人的。
直到宋代，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宋代时期，哪怕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等人，也个人一种书生的气质。
这标志着，到了宋代以儒家为核心的士大夫文化，真正形成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儒学也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标志就是诞生了孔孟之后儒家里最厉害的牛人朱熹，他的出现，奠定了理学在儒家中的主流地位，用理学取代各种不同流派的儒家思想。
而朱熹本人也就成为称宗道子的人物，被尊称为朱子，理学被成为朱子学。
当然宋明理学的发扬光大，并不是朱熹一个人的功劳，他只是将儒学推向了巅峰，真正让儒学具有了统治力而已。之后哪怕宋朝灭亡，明朝复兴之后，儒学依然能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不得不说朱熹的作用很大。
为什么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之后，会成为如此强力的思想工具，而且儒学的统治力变得如此强大呢？科举是一方面，客家考四书五经确实赋予了儒家不一样的地位，相当于让儒家成了官学，好比某个宗教被立为国教。
但这不是根本原因，应该说是因为儒家的强势地位，他才能成为科举的唯一内容，而不是因为科举才奠定儒家强盛，科举只是加强和确立了这个地位而已。
真正让儒家形成如此战斗力的理学为什么这么厉害，后世批评理学的什么封建迷信，什么三纲五常等等就是他强大的原因。
这些纲纪伦常有些确实过于苛责，但就是这些东西奠定了儒家的地位。
有一个和尚叫做法显，他是东晋时期人，比唐僧要早了好几百年，他在东晋时期，就从西域到了天竺，比唐僧取经也早了几百年。
但是法显不是去取经书的，他取的是佛门的戒律。当时东晋时代，五胡十六国并立，是中国最混乱的时代，越是混乱的时代，宗教往往就越是兴盛。可是当时的佛教十分混乱，各种流派并立，没有一定的章法。
尤其是佛门弟子没有规矩，吃酒喝肉，娶妻生子，放高利贷，什么都干，在官方的影响很坏。让法显觉得佛门如此下去，恐怕不会长久。所以他就想去天竺取经，除了取回来几百万字的经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取回了天竺的僧团戒律。
这些戒律，可不仅仅是不能吃肉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戒律。他包含的是一整套佛家管理方式，小到受戒的仪式，大到天下各个寺庙如何管理。因为这些戒律，才将佛教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单个的，互不往来的寺庙，一个和尚拿一本度谍才可以通行天下，到各个寺庙都能挂单生活。
朱熹对儒家的作用，其实就类似于佛家的法显，他通过这些纲纪伦常，给儒家立了规矩，让读书人从此有了一个统一行为方式，统一的思想理念，统一的世界观和认知，尽管儒家没能形成佛教那样的宗教，但却大大强化了这个思想流派的统一性。
假如没有朱熹等理学大师，儒家尽管还能广为流传，但绝对不会有宋明时期那样强有力的统治力。
比如在宋代之前，唐代皇帝就很笃信道教，孔子的地位根本不能跟老子相比。
朱熹他们通过纲纪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在读书人口中称作正人心，通过纲纪正了读书人的心。
现在朱敬伦打算动一动这个东西，这真是一件很有难度，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最困难的是，理学的根基，是在与统治着大明九成人口，以宗法制度维系和保护起来的乡村会中。
之前朱敬伦所有的改革，最深入也只到达了县城一层，而且一开始只是从最容易的口岸地区入手，这种商业性质的区域，经历力量起到的作用，比乡村社会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往往局限于经济性质。
在中国，经济往往是最好改的，因为中国人非常实际。
但政治，就比较难改，最难改的则是基于思想的传统习俗。
哪怕到了21世纪，中国人在思想上，依然保持了相当大的传统，有好的传统，比如讲究孝道，非常重视家庭，那时候只有中国人能够为了养活妻儿，一年到头在外工作。
也有不好的，那就是法制观念淡薄，不善于利用法律维护权益，遇到不公的事情，不是寻求法律的支持，很多时候依然喜欢聚众私斗。出现医疗纠纷，找七大姑八大姨围攻医院，出现征地纠纷，也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钉子户。其实这些都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但法律判决了，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也拒绝接受，依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上。这都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当然另一方面则是司法机关本身做的也不好，没有公信力。
朱敬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碍。从最早的开口岸，到最近的修铁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况。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柔性化解了，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能开放的口岸都开放，珠江沿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连广西的梧州，也开放了贸易。铁路也持续推进下去了。
但在教育问题上，跟传统势力的拉锯，则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伦还没有公开造反，当时打算开科举的时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抵制，当时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联，最后甚至集体向朱敬伦进行了一次请愿。当时反对的是朱敬伦让胥吏成为正式官员身份，以及考试中加入数学内容。
除了这两件事，已经很多年没有老夫子集体请愿了，显然修铁路等事情，在他们看来，还没有搞教育这件事重要。
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朱敬伦这几年在教育上才格外的小心谨慎，始终避免跟保守势力正面对抗，一方面依靠科举来引导乡村教育，一方面在墟市上大批投入建造新式学校。
美国教育家詹森倒是不着急，他反而对大明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肯定大明的教育，也是肯定他这些年的工作。詹森一直坚持教育，应该保持本国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能容忍那些老夫子，可那些老夫子最不喜欢他。
这大概是美国人的世界观使然，他们似乎想给任何事务都赋予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