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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契丹统治阶级也愈来愈重视这一制度，并积极利用这一制度作为加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而这一制度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亦有体现。
它使辽朝的统治构架生了改变，辽廷通过任命新取进士为地方官，逐渐将藩镇的用人权收归中央。实现了辽前期对汉地及辽后期对全国的深入统治。
其次，它使更多人学习儒学，走上仕途，提高了契丹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也是契丹社会文明的开放进步，既满足了辽廷对培养后备官吏的需要，也反映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的要求。辽亡以后，通过科举选拔的大量人才转而为嗣后的金代所用，其影响甚至还可以延续到元代。
另外，它大大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展和各民族的融合，缩小了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辽代实行科举后所产生的辽代文明，硕果累累，至今仍是中华民族伟大古文明的一部分。辽代产生了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建筑特点，在艺术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都是我们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使得大家崇尚儒学，而儒学所倡导的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为辽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等级制度得到加强，社会得到了安定，皇权较前也大为稳固。
虽然辽朝实施科举制度积极意义有很多，但是也有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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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8章
先，辽朝以武立国，后期科举制度的兴盛使得大家崇儒尚文，使原先尚武的契丹贵族趋于文弱，辽末时，辽军过于文弱，其战斗力大不如辽前期，难以抵制外来进攻。
其次，辽后期契丹族人所参加的科举考试，是与汉人同样的科目，并未另立契丹字科，使得契丹文字没有广泛的流传下来。
除了辽国之外，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
“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
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供西夏人学习。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并于人庆三年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建庙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高逸，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都以进士升入官途。
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桓宗天庆十年三月，“廷试进士唱名第一”，后被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正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神宗时的权鼎雄即“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
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
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展。
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ooo人。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
据考证，这是一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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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9章
所谓“天遣文星”，使“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以便治国安邦。其后描述太学建筑的形制和功用，如“沿金内设窗”、“顺木处开门”、“冬暖百树阁”、“夏凉七级楼”等，可能是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诗歌中有“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之句，似乎太学中还有诵读佛教经典的课程。西夏笃信佛教，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极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增设佛学课程，或许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
而刘伟正是上一次由亲王李良度亲自主持的西夏国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两百多名进士之一。在中的进士之后，两百多名西夏国进士，除了少数背景深厚的人外，其余绝大多数进士都被西夏国主遣派到各个地方为官，虽然没有直接主政一方的人，可是这些进士们因为挂着李良度学生的身份，所以各地官员却也很少拿捏他们。
毕竟，整个西夏国谁不知道，此次的统军大将，亲王李良度在西夏国主面前的地位，就连各位王子也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李良度可是国主最为信任的臣子。
这些新科的进士们，虽说也许连跟李良度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可是他们毕竟都是李良度挑选出来的进士，也都跟李良度挂着学生的名份，所以，对这些自视甚高的进士们，不得罪不重用，基本上是大多数附从西夏国的官员们的共识。
就算是西夏和辽国也不得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