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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与安置势在必行，不裁不足以安社稷，请大王明见。”
黑巾势力盘踞的长孙国本土情况，总体要比其他受害诸侯强，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于只有七郡之地的咸国而言，要消化四个郡县，比晋、志、卫、长孙动则就是三四十个郡，吞并十个郡，明显力不从心。
且眼下已占了七八郡，养着百万大军和上百万的民夫，开销之巨大，非国库所能承担。
此时气氛一片沉寂，咸王沉默了许久，神色黯然，他道：
“永兴侯准备何时裁军？”
“晋军退走之后，与卫国谈妥之前，先裁新附叛军中之老弱病残，与卫国谈妥之后，再裁冗余，抽冗余青壮编为辎工营屯田，最后再动我军，争取两年内完成军制改动。”
“那俸禄如何评定发放？”
“眼下国库十分吃紧，粮草无多，因此先在各级武官中实行俸禄制，待地方稳定之后，再向普通兵士发放俸禄。以此推算，需得五六年后才能悉数落实到位。”
“卢皋将军，你意下如何？”
咸王问，卢皋稍作思考回道：
“可行，但眼下形势仍不稳定，不知军制调整会否造成混乱，被他国所趁。”
“卢将军言之有理呀。”诺一言肯定道，遂即忙说：“动军制可是几百年来之未有，届时诸侯势必高度关注，稍有闪失，轻则兵权旁落，重则伤及国本，应谨慎些好。”
这时百里燕插话说：
“诺大人请放心，暂推军制大体沿袭旧式军制，只消除左右，各级军职与统兵关系维持不变。”
军制改革改的既是员额，同时改革作战模式和体制，增强用兵效率，并增开人员晋升的渠道，保证军队人才能有合理的上升通道，让优良的军事经验和思想，在制度的框架下延续下去，不至于因为国家的动荡，一军覆灭，遭致全军精锐瓦解的局面。
传统冷兵器下的作战，仍依赖于一个统帅的决策，统帅的优劣，决定了全军全国的命运。而当下统帅的选择多数来自于贵族，“右”打头武官晋升的统兵。
好处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君主牢固掌控军队，缺点亦很明显，承平盛世贵族腐化堕落严重，遭逢大战难有堪重任者，且贵族毕竟是人民群众中的少数，尽管贵族占有大量教育资源，但人才诞生的概率不会比劳苦大众高太多，且当下而言，识字太多未必是好事，太尉鼎炀侯张隽就是典型反面教材。
消除左右贵贱，既基本消除了基本的上升阻碍，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公平，但至少保证了多数情况下的公平，同时设立晋升的标准和俸禄，以促进优秀武官的晋升，激励武官对军队和政权的忠臣。
当下生产力普遍底下，当兵只为吃粮，国库置办军械甲具，供应粮草尚且不易，普发俸禄根本不具现实意义，仅有中层以上的武官享有年底的犒赏。
但为激励兵士杀敌，各国无不是以土地封爵和“公民福利”作为激励措施，而批量的大封大赏容易同时滋生大批新生地主豪强阶层，久而久之土地矛盾被激化，引起内政隐患。
咸国土地新政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极大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和土地利用率，使得土地产出大幅提高，物质消费得以丰富，已具备发放基本俸禄的基础条件，即便是象征性的发放，辅以参军的家庭福利，对普通士兵仍有极大的吸引力。
军制的改革既消减了冗余，解除了叛将反复的风险，同时劳力下放至地方，补充了人力，而军队留住了精干的兵员，通过多管齐下刚柔并济，从根本上消除多年的积弊，让军队这个负资产变为高效的正资产。
当然，由此带来的风险也是有的，任何体制的改变都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消除贵贱，贵族利益将首当其冲。
贵族长期世袭军职官职，并且多数情况下是只升不降，在军中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用军队运输商品跑货牟利，屯田耕种不交公粮的情况在永兴之战前随处可见。
各国诸侯军的叛乱，很大程度上是权贵将领压榨中下层武官和士兵，用其谋取利益，却不分配利益，造成的内部矛盾进而变成公开矛盾被激化。
各国之所以不敢动军制，而只推行政的小补小修，归根到底是贵族控制政权的同时也控制军队，新政的改革步伐太大，涉及利益太深，必然遭致军队的反弹。
咸国历经十多年行政改革，贵族在地方的利益遭受空前重创，同时新附叛军的归附，让贵族控制的军额，被严重稀释削弱。
政治的改革成功，加之军队成份的巨大变化，对于军制的改革无疑是天赐良机势在必行，稍有迟疑，机会稍纵即逝，贵族又将逐渐控制军队，当行政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贵族利益，军队必将成为贵族反噬行政改革的最大推手。
因此先期改革的成功可以作为鼓舞人心积累财富，变成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但不能作为扭转根深蒂固积弊的抓手。要巩固既有改革成果，必以军事改革为抓手，用武力保障既有政治成果。
一旦完成利益的重新分配，让多数人感到公平和满足，社会上层的一小群贵族将很难撼动大局的潮流。
当人人得而享之的权利被再次剥夺的时候，扑灭的是新政，而激起的将是更大范围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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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3章 夜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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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推行渐入深水区，旧贵族保守势力的神经分外敏感，过快的推进军制转变，势必激起既有利益集团的反弹，趁形势一片大好，威望如日中天的当口上，推进军制改革，阻力最小风险最低。
相反日久承平之后，再想动军制，重新形成的利益脉络，会像锁链一样束缚军队，难以下手。
裁军之事一直谈到天黑，咸王、诺一言等人仍拿不定主意。
站在君主和当时人的立场看待军制改革，咸王看到的是权利变动，诺一言、高勋看到的是混乱，很少有人意识到军队的合理本质改的是战斗力，而不是争夺多利。
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军队的责任是保卫国土和国民安全，更是保卫的政治经济成果，理论上不因作为窃取权利的工具，但事实上往往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任何制度的变动，带来的都可能是权利的变动，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军制变革引发流血兵变，朝代更迭。
要想顺利推行军制变革，以君主为核心的君主中央集权制仍是保障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石，轻易动不得。
出宫之际戌时已过，骑马走在回府路上，沿街所见无不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繁华盛景令百里燕感到迷茫，更想到了许多。
自从黑巾叛军被逐出永兴，赶回咸西至今已有十三年，陔陵、永兴得以平稳发展，以陔陵为核心的周边地区物质生活的富足逐渐，催生大批安逸享乐的中小富裕阶层。
上层的权贵阶层子弟更不用说，贵二代铺天盖地层出不穷，且有自上而下，向中下层富裕起来的农民蔓延的趋势。
相较公平的政治环境解放了劳动力的同时，也让部分农民得以积累财富进入中小富裕阶层，改变了社会成份，财富带来的物质改善让整个陔陵地区隐隐笼罩着靡靡之风，这不是个好兆头。
陔陵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其实已经超过梁国都城，农业的发展，产业的解放，技术的进步，极大推动了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必然结果。
然而物质的发展与时代背景的不相称，势必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反应到当下，就是政治风险。
陔陵和都郡的富裕并不能掩盖全国的满目疮痍，相反堕落的罪恶正是从享受开始。
经济的向好不是坏事，但人性的堕落对国家的危害远超过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
百里燕开始考虑完善新的税法，尹秧君方伯的入朝，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创造大批外来的新富阶层，不受控制的掠夺咸国资本，制造经济动荡。
如何限制资本危害和靡靡之风，变相的开征暴利税和富人税，抑制无技术资本攫利，无疑是一剂良药。
遏制资本掠夺的同时，通过向富人征收利润和流转增值税，改善财政收入，并将单纯依靠勤劳劳力致富的中小阶层挡在资本博弈门槛之外，使之维持较好的生活状态，稳定中下层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