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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首谦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老百姓手中的余量多了，但钱币流通太少，也不是好事，所以钱还是得铸。即便不铸钱，没人能够保证奸商不会趁机哄抬价格。
但在百里燕看来，货币增发的多少，已经不是时下认知范畴，和知识储量所能理解的宏观概念。
既没有合理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经济理论基础，纵然青年所言确有其事，在缺乏理经济论体系的时下，最后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合理而具体的货币发行依据。
青年语塞之际，席间有人立身而起，百里燕愣是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一旁的高勋：
“恭兄所言差矣。”
高勋躬深施了一礼，恭首谦转来目光定睛看了一眼，神色似乎并不诧异，嘴角隐隐挂着丝笑容，一派泰然之色。
“原来是高勋兄，幸会幸会。”恭首谦行了一礼，接着道：“不知高兄有何赐教。”
此时众人目光转向高勋，那青年同样投来目光仔细打量高勋。
高勋定了定神道：
“据在下所知，《农桑令》颁布后三年之内，府库所铸新钱乃往年二十倍之数，而稻米产量在《农桑令》颁布之后三年，仅仅是比三年前增加了三成，如此以六倍于稻米增量铸钱，又以远高出当年官价价格收购拓荒百姓手中积粮，如此便是助长了商贾涨价之风。
若无超常价格购粮，商贾便不会迎风涨价，市面流通的铜钱也不会大行其道。无铜钱大行其道，商贾即便是抬价，百姓也买不起。百姓买不起，货物便无销路，无销路商贾又何谈暴利之说。
以在下拙见，所谓奸商不义之辈，无非是顺势而为者。
如今《农桑令》积弊未除，又兴《推商税》，以《推商税》之名，行搜刮商贾之实，即便是守法经营者，在《推商税》之下也无守法可能。
若是连顺应涨价也被诉为奸商不义之辈，敢问恭兄，今日之布价远甚于五十年前布价，倘若以此为计，莫非天下所有商贾皆为奸商不成。”
高勋所言精辟，对铸钱一事理解深刻，竟连恭首谦一时也难以应付，或者说恭首谦根本不懂经济。
“好，这位仁兄见微知著入木三分，在下甚为钦佩。”
远处青年躬身一礼深表赞同道，高勋回了一礼：
“在下一点拙见，让阁下见笑了。”
高勋话音刚落，席间另一男子立身而起，向众人行了一礼大声说道：
“高兄所言甚谬，在下不敢苟同。”男子一席蓝袍直裾，头戴木冠，面色甚黑，两撇短促八字小胡分得很开。男子接着说道：“所谓铸钱，无非是旧钱不足，铸新以补旧钱，倘若商贾皆以铸新为口实，行涨价之实，莫不是要令府库不铸钱，倘若府库不铸钱，天下又何来旧钱，无旧钱，又何谈税赋，无税赋又何以行国事，在场诸位以为如何。”
说话男子是鼎炀侯的门客吕沫，今年二十三，方才一言显然是冲着高勋而来。高勋又是赵逊门客，双方座主因江东之战而生嫌隙，吕沫所言显代表鼎炀侯就《推商税》的立场。
这时高勋说道：
“万事皆有定额，即便铸新也该有尺度，若是任意铸钱，新钱远甚于商品，敢问吕兄，若是吕兄为商，今日之钱不及昨日之钱，吕兄以为该如何。”
“既然高兄认为铸新钱该有尺度，那就请高兄说于众人，府库每年究竟该铸多少新钱，又该支用多少，方能令奸商不义之徒安分守己。”
“你！”
高勋一时语塞，他着实没有料到吕沫避重就轻问出这等刁钻之事。
就时下认知范畴，铸钱该铸多少，很难有谁能真正计算清楚给出衡量的标准，更别说一干酸腐文人和经济文盲。即便吕沫自己提出此问，也不知其理。
同时也将铸钱一事推给了内朝权威机构，吕沫他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更不知道。如此一来，铸钱该铸多少为合理，也是只有权威机构才说的算。
纵使高勋才高八斗，能说出一个合理的铸钱总量，吕沫完全可以不认这个账，现场一干经济文盲，完全然可以耻笑高勋一派胡言。
舆论风向立时朝着吕沫有利的方向发展，恭首谦很是中意吕沫之词，他道：
“吕兄所言极是，恭某深以为意。铸钱意在补旧不足，该铸多少支用几何，自是内朝审慎尺度而为，难道高兄认为内朝铸钱是为纵容姑息奸商不义之徒乎。”
话音落下，恭首谦喜形于色，他向吕沫做了一揖，脸上顿时多了几分得意。
高勋意在将铸钱和市场对铜钱需求量说透，不想反被恭首谦拿住把柄。
时下铸钱的权威解释权握在内朝手中，铸多少新钱，支用多少用以采购，自然是内朝说的算，而且当下知识稀缺，即便是读书人对经济领域的认知多半是空白，诸如高勋这等文人和市井小民，即便说破大天，仅仅只是高勋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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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 新政风波（7）
高勋一时语塞，方才青年男子也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想是驳不倒吕沫便只能作罢。吕沫见高勋难以作答，自鸣得意的向众人拱了拱手，字正腔圆的说道：
“学识不在多少，而在乎于是否精钻，在乎于是否能为大王所用。方才高兄之言，看似颇有道理，殊不知高兄所虑之事，大王与内朝所议早有定论。
依吕某之见，相国大人推行《推商税》正乃恰逢其时，可谓大旱逢甘霖，救民于水火。”
正值吕沫自鸣得意之际，百里燕已经看不下去，他立身而起说：
“依吕兄之见，铸钱实为补旧，那勋戚士大夫为何也如奸商不义之徒一般，在《农桑令》颁布不久，也赚的彭满钵满。莫非勋戚士大夫之流，亦如鸡鸣狗盗之辈，与奸商不义之徒同流合污赚取不义之财。”
“阁下便是益草堂魏郎中吧，在下有礼了。”吕沫定睛看去，目中闪过一丝忌惮，在他掩饰之下，全然没有反应在脸上。然后接着话茬继续说道：“不知魏郎中所指究竟何事，何为同流合污，同流在何处，又合污何事，还请魏郎中指教一二。”
“指教愧不敢当。但据在下所知，鼎炀侯府十年前，府中家室、仆役、门客人等不过两百余人，六年前一跃多达六百余人。
这四年间即便江东之战鼎炀侯受恩封赏，府中也仅仅多了一百余口人丁。敢问吕兄，六年前鼎炀侯府中一夜多出的四百余口人，何以养之。”
鼎炀侯张隽早年家里连同家室、仆役、门客不过两百多口人，《农桑令》推行后的第三、第四年，也是物价暴涨的最凶的两年，鼎炀侯府的人丁陡然翻了两倍，达到六百多人。
时下一个有正经生计的人，可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这意味着鼎炀侯家里虽然养了六百多口人，除去家室子弟之外，其余府中人丁的身上还吊着各自的家小，如此至少还有三千多口人的饭口袋，吊在鼎炀侯身上。
这还不算鼎炀侯张隽封邑的情况，如果算上封邑，还不知道鼎炀侯当年借机物价暴涨谋取了多少利益。
封邑的物产多数都不需纳税，这意味着，封地上所有出产的商品都可以免税销售，售后财富除去人工、走脚钱，几乎全部进入鼎炀侯张隽的口袋。加上物价暴涨，张隽牟利定然不会少，否则他也养不起府中的六百多号人。
如果算上鼎炀侯封地的外宅，也保持陔陵府邸六百多人的配置，鼎炀侯每年光口粮的花销就要三千石左右，加上这些人事的岁俸要养活一家，一年的开销至少是一万五千石开外。
这还不算鼎炀侯在封地豢养的私兵和其他繁杂开销，一应都算上，鼎炀侯一年光人丁的各种开销便不下三四万石。
即便是赵逊上大夫俸禄，一年也只有八百石，外加其他职务俸禄和两百亩食邑的产出，年收入也不会超过两千石，根本养不活几百口人。
更何况赵逊向来循规蹈矩，几乎不营商，也没赶上当年物价风潮，很少有灰色收入。
反观其他勋戚士大夫，哪一个不是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即便是最末等的士大夫，家中所藏私财无不是富甲一方，说他们没有参与当年的投机倒把，连鬼也不信。
只要有封邑，就一定有物产，有物产即可交易买卖，谁不愿意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把手都的商品以最好的价格出手，赚取最大利润。
此时吕沫道：
“魏郎中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