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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一个起征点，就是达到一定收入的人，才会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个起征点也在不断提高。
还有一点，就是阶梯性征税，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收入越高，那你的征税比例也就越高。越富有的人，交越多的税，越穷越少交，再穷一点，你就不用交税了。
这个问题，拿到大宋朝来，也是可以借鉴的。穷人与富人如何区分？道理很简单，就看谁家有多少地，交税比例越多。北宋朝中期，土地兼并的问题早已显现出来，大地主要多交税，这个问题必须要施行。
当然，这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肯定有许多漏洞，还要解决细节问题。比如怎么防止大地主把税收压力转嫁到佃农身上？那就得再以法律去规定地租比例的最高点。
又比如怎么防止大地主隐瞒财产？那就需要各地衙门清查田地等手段。
顶层设计永远是顶层设计，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是亘古不变的问题。这就需要朝廷行政力量来不断解决。
在任何制度设计上，可见的历史之中，未来能预期的历史之中，都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两个手段解决问题，一是行政力量的不断压力，二是利弊得失的取舍。
甘奇这个答卷，会让富裕者交出大量的税收，让真正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解除税收压力。
但是，甘奇可能会得罪整个读书人阶层。
但这仅仅是一份考卷而已，甘奇也没有真正详细去阐述其中细节，在别人看来，甘奇这只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代表了甘奇对浮费弥广这件事情的认知水平。
简单写完阶梯税收制度，甘奇又开始着重写起了商税改革。
商税改革，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监管问题，这个时代的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监管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你压根就不知道一个商人一年能赚多少钱，也就不知道该收多少税合适。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国家损失了。
所以在商税问题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码头，比如城门，有多少财货进出城门，然后由收税的官员决定收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官员真的知道别人这一车货物值多少钱吗？官员真的知道这一车货物能赚多少钱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官员，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车货本来应该交十贯钱的税收，最后官员拿了五贯钱，国家拿了一贯钱，商人少出了四贯。甚至许多商人都不用交钱，把官员打点好了，货物就自由进出了。
还有服务行业的税收问题，那就更简单粗暴了，比如樊楼一年交了多少税？那完全就是关系打点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樊楼一年赚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贯的钱，这些钱，国家几乎都收不到税收。
这就是为何大宋朝社会氛围如此宽松，商业如此发达，但是商税从来都是朝廷收入极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甘奇很是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一个东西，叫作税务发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带来无数的税收。
因为汴梁城，本身就是一个为读书人，为官员阶层服务的城市。
推行税务发票，只要推行一个制度就行了。那就是所有的衙门，所有的官员，吏差，只要报销公款，都要有朝廷的税务发票，才能从衙门里拿到钱。
税务部门，只需要依据每个商家开出去了多少发票，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税收，整个汴梁城的商税，必然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仅仅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池，就能收到不可想想象的商税。因为这座城池，从上至下，都依托朝廷财政。官员领回来俸禄，养活家中老小以及下人，官员的家眷与下人，拿着钱出去消费，养活着酒店布店香料，一层一层的消费，又养活着无数的贩夫走卒。官员俸禄，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这些福利也可以变成直接发钱，原来发布，现在不发了，发钱，你去买布，再拿着发票来报销。
官员俸禄只是其一，本身每个衙门都有各种支出，买粮也好，置办兵器也好，买笔墨纸砚也好，衙差的公服，衙差办事办案的用度，甚至公款的吃喝用度……
这就是汴梁城基本的经济生态。
只要加入了发票这个东西，所有衙门开支，皆要发票，度支衙门给其他衙门拨钱，也要发票来核对。
发票就很容易推广起来。朝廷甚至可以不用再让官员在城门口收钱，也不用管商家们赚了多少钱，朝廷只需要在每一笔交易中收取合理的税收。朝廷的基本商税，也就拿住了。
以后还可以再扩展发票的用处，比如有发票，才能形成商业纠纷，衙门才会受理这个商业纠纷。比如还可以把发票与彩票结合起来，发票是可以中巨奖的。比如交税越多的商家，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子孙考官学上可以优先录取？
如此种种……
当然，也还有发票造假的事情，这就得用上各种防范手段了。不过，这也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税务衙门多多巡查之类的手段可以控制一下。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甘奇的认知中，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方案。
开源之事，甘奇论了很多，还有很多没有说出来。节流之事，甘奇想了一想，并未多谈，真要多谈起来，甘奇怕自己今年考不上这个进士。有一些东西，得到时机成熟，得权柄在握。
洋洋洒洒万言之书，考试时间是足够的，就怕考生写不出来。
甘奇写得出来，写得很放松，也很顺利，甚至还有爽快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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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三章 被人嫉妒，是一种享受
出了考场，正是日头西落，霞光万丈，美不胜收。
考场之外等了许多人，连赵宗实都来了，甚至赵大姐与吴承渥也来了。
甘奇拱手见过，说了一些轻松的话语，赵宗实还备下了酒宴，等着甘奇考完痛饮一番。
甘奇的学生也出来了不少，也上前与甘奇见礼。
程颐自然也就出来了，他考得很好，帖经墨义，无一不会，每一道题都答得很好，策论之题，程颐也答得相当顺利，也有洋洋洒洒万言之书，深入剖析了朝廷支出的问题，以及如何减少不必要支出的应对。
上一届考试，欧阳修主持的时候，策论答卷，少的千余字就答完了，比如苏轼，就只答了几百字的策论文章，那是因为欧阳修出的题目原因。但凡务实的题目，答起来那都是长篇大论，先要说明，再要分析，还要出对策，还要阐述说明自己的对策。这么一套下来，没有几千字解决不了问题。与写学术论文是一回事。
出来了的程颐，已然很是自信，因为考试的题目，没有出他的知识范围，所以对于上榜，他并没有多少担忧。上一次没有考上，那完全是因为欧阳修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与以往的题目都不是一个套路，没有发挥好。
洛阳学子们，自然都聚在了程颐身边，先互相问着对方答题的情况，然后才聊起了考试之外的一些事情。
甘奇这边，远远比程颐那边热闹得多，哪怕是一些不认识甘奇的士子，听得甘奇在这里，也赶上前去与甘奇见礼一番，提前祝贺几句。
如此落差，让程颐旁边之人多少有些不爽，开口说道：“程兄，待得放榜之日，定要压过甘奇，且教那些谄媚之人知晓谁人才是真正有才。”
程颐头一扬，也答了一语：“奸佞之辈，欺瞒圣上，祸国殃民！”
“程兄说得也是，缘何陛下偏偏就信了他那一通胡言乱语。”
程颐摆摆手：“陛下是受了蒙蔽，所以才如此！”
这就是意识形态之争，程颐觉得皇帝没做错，大仁大义天下皆知，甘奇偏偏就觉得皇帝做错了。这与皇帝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君王时代，没有做错的君王，只有奸佞的臣子。皇帝错了，那是臣子没有给皇帝提供正确的建议，是臣子没有尽职尽责，是臣子没有直谏，没有死谏。皇帝犯错了，那一定是身边有奸佞蒙蔽圣意。
皇帝是“儿子”，所有的错，都是监护人没有教育好，没有管教好。话糙理不糙。
除非真的国破家亡了，皇帝才有机会真正承担责任。
所以这种分歧，是无解的。
程颐看不上甘奇这个蒙蔽圣意的奸佞之徒，更看不得此时众星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