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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不是全部赦免。”魏征介绍道：“一般来说，新皇登基都会大赦天下。然这其中亦有十恶不赦，十恶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罪行，此十恶皆不在赦免的行为。”
“除此十恶不在赦免之外，还有杀人、放火、劫囚、罪官也不在赦免行列。因此所谓的‘大赦天下’最多是减免罪行而已，真正赦免的只是一些危害不大的罪犯，比如说小偷、诈骗罪犯等等无不紧要的囚徒。”
杨侗点了点头：“那你们的争议是什么？”
一时间，众人都不说话了。
“按照以往的规矩，新皇登基之日，都会赦免一些无关紧要的囚徒以示仁德。但是大赦天下这个规矩的存在，让人们觉得自己犯了罪，也可以等到赦免，从而错误的认为犯罪代价低，从而在心存侥幸之下进行犯罪行为，其他人见到有罪犯得到赦免，因此胆大之徒纷纷效仿！最终的后果是律法遭到践踏，制度遭到破坏。”杨恭仁介绍到了这里，说道：“大赦天下产生的争议是：该不该为一时仁德，而牺牲律法的威严、尊严。”
“律法存在的意义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人犯了错，就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相应代价，只人坚决、坚定的维护律法的尊严，才能起到约束刁民效果。”
魏征拱了拱手，肃然道：“罪犯若是得到了赦免，继而会产生三个问题，一、罪犯会不会报复举报百姓？二、受害百姓拿什么保护自己？三、受害百姓得不到保护之后，会不会愤怒杀人？受害百姓无奈的愤起杀人，其情可悯，然则他毕竟犯了法，在情与法之间，朝廷该惩治还是不惩治呢？惩治的话，地方百姓觉得朝廷不公、不仁道；不惩治，被受害百姓杀死的罪人的兄弟子侄肯定因怨报复，如此一来，冤冤相报……天下大乱。”
说起来，这根本就是儒法之争。
在诸多百家之中，论起儒家最大的对手，其实并不是曾经和儒家齐名的墨家，而是依法治国的法家。
早在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大行其道，着重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刑法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和‘刑不上大夫’的儒家乃是天生对立的存在。
当时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相继在各国实行变法，从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强国。
可以说，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皇帝都知道法家才是强国之本。
但——
自从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存在以后，法家已经成了皇帝沽名钓誉的牺牲品，法家看似依旧在，实际上却已经失去它的精神和灵魂。只因皇帝一句‘大赦天下’，就是在污辱和践踏律法的尊严、精神、灵魂。
“一个人的德行非一日之功，一个道貌岸然的大师也有可能经不住诱惑而晚节不保，这是单纯的以儒治国所存在的不足；而律法的终级目的是震慑，非是惩治，它在‘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的辅助之下，能够取到约束万民、天下太平的作用，所以，儒、法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并没什么冲突。”
杨侗迟疑了一会，接着说道：“而赦免罪犯，不仅是律法惨遭践踏，也是对品德端庄之士的不公，我们一旦对罪犯松了绑，遵纪守法的百姓会觉得当好人吃亏，从而导致‘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受到重创。”
“因此，我不仅要取消‘大赦天下’这个不合理的陈旧规则，还要把这变成一种铁律，日后我大隋世世代代都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赦免任何一名罪犯！”
“喏！”众人轰然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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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2章：放宽限制
说完了登基步骤，接着就是涉及到文武百官的利益问题了。根本上说，还是田地问题。
杨侗也知道大家对于土地的向往，比金钱重。
在这方面他也深思、反思过。
隋朝立国以后，隋文帝设有三类田地：一是可以传于子孙的永业田，人均二十亩；
二是人死以后，须还给朝廷的露田，中男、丁男受露田80亩，妇女受露田40亩。（注：男女3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中，18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
三是“公廨田”，所谓“公廨田”就是各级官府衙门把官田租给劳边过剩的百姓耕种，以收租的方式充当各级政府办公费用，超出公费的部分上交朝廷，此类田地也是朝廷的储备田地，当地人口增加以后，以此分配给百姓。
这设定套在百姓身上很合理，若是到了官员身上就不是那回事了。
在官员分田方面，隋文帝是这么来的。
他首先给亲王以下的九品爵位，分别赠给永业田顷不等，不过获得爵位的人不多，所以这个数目看似恐怖，且不收赋税，但其实影响不到国家根本。
其次、隋文帝给在任官员也授予永业田，一品官给予5顷，以下每品递减50亩，至九品为1顷，以充官员俸禄，同时不收赋税。
此项规定才是动摇国基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永业田可以传承后代，也就是说，官员致仕或是死了以后，他的子孙还在享受该官的待遇；二、官员升职以后，他的永业田一次又一次得到叠加；三、某个职位空缺以后，朝廷要给继任者分永业田，然后，随着他的升职又一次次的叠加给田地。
如是一来，大量田地兼并到了官员和官员的后代手中，朝廷的赋税也因此逐渐下降。到了没田分给官员的时候，朝廷又是怎么干的？降低弱势群体的标准，强势夺走百姓的田地进行重新分配。
第三、朝廷对世家和官员家中的奴婢，也按照百姓标准授予露田，此规定，纯粹是朝廷在帮世家和官员们养奴婢。而且这一类露田基本是收不回来的，这又进一步的加速了土地兼并。
早在开皇初年，苏威就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给文帝上了一份奏疏，内容就是“户口日增，民田不足”，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意思就是将官员手中田拿出来分给百姓，他的建议遭到既得利益者严重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后来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从而出现“地少人众，衣食不给”的社会问题，隋文帝不得不派官员强行把之前的均田数量降下来，但是动的只是百姓这个弱势群体的田地。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新增官员的田从百姓手中拿，新增人口也从现有百姓手中拿的怪现象，矛盾也因此一天天积累。
而官员不仅继续占有大量田地，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封赏，比如说，隋文帝先后多次赏赐田地给杨素，次次都是130顷。
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仗着家中权势，开始劫夺民地，贱价强买民地的事情在大量发生。这导致老百姓没田种的问题日益突出，老百姓吃不上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也就成了民变的前奏。
杨广登基时，土地问题十分严峻，他因此将九品爵位删成三品，并规定三代以内降级继承，之后剥夺一切爵位待遇，这也是为了收回世家、官员手中的田地作准备，而世家大族以期保住他们手中的土地，反隋的理由更加充分了起来。
杨侗入主冀州以后，也对土地进行了改革。
首先、官员百姓一律按照人均20亩永业田、中男丁男露田80亩，妇女露田40亩的标准分田，使每户人家都有生活来源。但不管是谁的田地，都要按照标准交税。
其次、官员俸禄以金钱代替田地，对三十品官职设定俸禄标准，各品领各品级该得的俸禄，从而避免田地叠加而产生的土地兼并。并能避免俸禄叠加给朝廷带来负担的问题。
第三、剩余官田和“公廨田”改为‘公租田’，租给百姓耕种，地方有收租权，却无使用权，必须原封不动的上交。地方衙门的公费必须做支出报表，工程项目做好预算，审计司审核通过才能动工。
第四、朝廷不给户籍之外的人群授予露田，也就是说，你养奴婢可以，但要自己掏钱。而随着‘摊丁入亩’的推广，人头税的取消，能从奴婢身上得到的也仅是劳力而已，对朝廷没有损失。而且你养奴婢得越多者，自身压力越大。
第五、严禁土地买卖，避免百姓无田而产生社会问题。
第六、行政权、执法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立制度，让官员队伍廉洁起来，极大程度上避免官绅勾结，谋夺百姓田地之事的发生。同时给予百姓监督举报官员的权力。
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