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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动员速度，乃至是内部的巩固性和忍耐性都将是原先制度所难以匹敌的。
看看秦朝时候的力量，动辄几十万大军的征伐，动辄百万民夫，那社会组织力之强大，岂是后世的两宋明清所能比及的？
即便在某种意义上承袭了一定的秦制的两汉，尤其是西汉，那社会组织力之强也能吊打后世。
赵构从不奢望自己能做到四九年之后的地步，那时候的兔子，对百姓农民的掌控太叫人绝望了。但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秦汉时候，赵宋的力量就能有一个质的提升。人不能好高骛远，先就要确立一个小目标么。
可想要达成这一小目标，那首先要做的就是官府行政结构的改变。
千年已过，当年的秦汉与眼下的赵宋，县以下行政结构已经有太大的不同了。只靠着现下的那些个官吏可不足以完成赵构的设想。
故而，就如朝廷中央一样，赵构在试点县中也大刀阔斧的更改的面目全非。
首先除了知县、县丞、县尉、主薄外，另加典史一员，教谕一员。
这典史可不再是明清时候的不入流的佐杂官了，而是一县的税务官，教谕则是学官，掌文庙祭祀，教化一县生民，负责的是全县的教育事，是境内蒙学建设和管理，及普及百姓识字等基础教育，而不再只盯着县学。
同时县尉也在提领三班衙役的同时，从主簿手中拿到了刑名司法大权。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知县、县丞、主薄对于司法刑名的直接干预权，叫县尉的份量有了显著提升。
这是实权！
县尉这官职设立之初可不只是主管兵武，在唐朝，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是具体负责一县庶务的官员，其职掌包括行政、司法、财政等各个方面。到了赵宋时候，县尉变成了公安局长，只剩下了治安和缉盗这点权利，头上还有仨婆婆压着。
现在才算能扬眉吐气一把。
而往日里跟县尉平级的巡检也被纳入了县尉的手下。
水浒里小李广花荣所处的清风寨，那实则更改被称呼为清风巡检司，正史里的赵宋，知寨这一官儿只设在边疆军武重地。比如关西与西夏接壤处就有很多军寨，为首主官便是知寨。内陆地方上都是巡检司，就跟关胜的浦东巡检司一样。过去巡检与县尉平级，现在巡检则正式被纳入了县司。
同时县丞也从主簿那儿拿到了钱粮大权，主簿的职权在隋唐之后是愈发见少了，在赵宋一朝的官职制度中，主簿是掌户租、狱讼诸事。成为了管理钱粮、司法一类杂事的官吏，而现在司法归了县尉，钱粮归县丞，这主簿的责任就变成了监察。
朝堂上还有御史台呢，主簿就变成县一级官府中的御史吧。
这可真把知县的权柄给削去了很多，但即便如此，知县也依旧是无可动摇的第一人。
赵构在县衙之下设立六房，六房各设典吏一名，下设押司、书吏数人，六房人数各有不同。因为你不能要求只负责载录、上报、储存案件卷宗的刑房跟主管全县蚕桑、织造、修筑署衙庙堂、兴修水利、铸造银两、销毁制钱等的工房拥有一样的胥吏名额不是？
上层职务的变动也涉及到了六房权柄的高低，这肯定叫一些官吏不乐意，可是他们根本无法阻止。
同时还设有负责登记收发公文、文书、誊写状榜等事务的收发房；负责管理县库的库房，为首的即是库大使；负责管理粮仓的仓大使，掌管邮传、递送等事宜的驿丞，掌管全县医学事物的医官等。
就是在乡镇里，其公署官吏设置，那也是照如此一大框架来。当然，没必要的一些部门会酌情删减，比如库房、粮仓，那都由乡镇正印官的副手来执掌。
就等于是县衙里的县丞和主簿。
一县之地的规划竟然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了那股迎面而来的巨力。不可阻挡，不可抵挡。燕王这都不知道在心底里想了多久了，他们是万万拦不住的。
可如此多的官吏一股脑的汇聚来，一县之中的官吏又要多达几何，这却真的叫人很难把握。这些人一年又要耗费多少俸禄，一县之财政能否支撑的住，这就更叫人难以把握了。
当下便有人开口问及此事，在儒家学子心中，官多了可不是个好事情。在场的很多人都下意识的认为——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
“这就要看中央与地方的税赋分成了。”
如此，就是汴梁城内士民百姓全都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诞生之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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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六章 南宋巨谍
中央与地方的税赋分成怎么制定，这实际上还牵扯到了一个蛋糕有多大的问题。六寸的小蛋糕和十六寸的大蛋糕，同样是一半一半，那重量能一样吗？
赵构打算把摊派的钱粮变成光明正大的正税，给之定下章程，这本身就做大了蛋糕。
要是精心的算一算就能知道，照赵构的法子来治理天下，只一县之地就需要有品官员三四十人，下属胥吏更多达数百人，较之往日之官吏数目可高出十倍来。
那所需俸禄自也当如此。
要知道，赵宋是高薪养官，地方官员如大县县令每月俸钱为20贯，小县县令12贯，且每月还有禄粟五至三石，地方官员还配有职田。而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与具体官职挂钩。
通通折算成制钱的话，可以说大小县令，每个月只正当收益便不下三五十贯钱，县尉、县丞、主薄等也能有个十几贯到二十贯之间，底下的胥吏，就是俸禄再低，也要有五六贯钱财吧？要知道就是寻常城池中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的杂役，也能日获数十百钱。
张耒的诗《感春》中更是写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
砍柴做工的都能有一天百十钱，那一个月就有四贯（北宋以七百七十陌为一贯）。
胥吏就是地位再低，那也是朝廷的人，何况现在官吏一体，胥吏的地位也不低了。你明面上至少也要有五六贯才是啊？
如此，一县之官吏，赵构叫之尽数折钱，仅是俸禄月耗便不下五千贯，及至公署衙门所耗，一县之地十万贯都是往少里说的。
这个数字一被报纸给公开道出来，跟往日里宋室一县所需钱粮做个对比，可不就惹得整座汴梁城都沸反盈天了？
赵构也不着急，自己依旧窝在‘家里’审阅着试卷，想找一找里面会不会有沧海遗珠。
而‘朝堂’和市井之间却已经为税赋分成吵得不可开交。
本来那矛头都是指向赵构的新政的，但发酵了数日之后，新出的报纸上刊登来一连串数据详实的杂派费税，比如各路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各州县有“暗桩暗耗”，各仓库受纳时，又令百姓输“头子钱，等等。如此杂派汇总计算，那一县之地要耗费十万钱粮，似乎这数字也不那么巨大了。
当下便就有无数张口去咒骂地方官贪腐，可有叫骂的就有喊冤的。地方官又何尝不知道苛刻太甚有碍民生，但他们手中没钱，钱粮都被上头收取，他们可不就只能想方设法的从百姓身上捞取钱粮了？
这涉及到了一个地方经费不足，一个中央财政持续挤压造成地方财政经常不足的问题。这话题一转，就又回到中央地方税赋分成的问题上了。
究竟地方税赋要上交中央对少，地方上自己又要留多少，整个汴梁城喧哗一片，至今也没得出个确切的结论来。
“唉，百姓多艰啊。燕王前着才废除许多的科税，收揽人心，现在又要将杂派变正税，新瓶装旧酒也，也就是偏一偏那些无知草民罢了。”
汴梁城中，依旧宾客如云的樊楼上，作为赵桓特使，前来汴梁的王云端着酒盏还没喝上几口，人似乎就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昔日汴梁城内的一切明明都成为了不可挽回的过去事，可现在王云却有些置身旧梦之中。
三层相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槛，明暗相通。檐角交错之间，樊楼还是那么的富丽堂皇。灰瓦青砖，雕梁画栋之中，这儿的歌舞也还是那样的醉人，叫王云怎生不恍惚？
倒是坐在他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