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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姚麟则指出，“所谓自由主义，无非西人无君无父，豺狼习性，喜好强凌弱，弱肉强食之自由”，而华夏“上下敦睦，各安其位，圣天子在朝，诸贤尽职，正是天下大治”。舍此善政，妄行西夷之自由主义，使“礼教大崩，社会混乱”，则华夏“不亡而亡”。姚麟还进一步提出，有些人“就是看不得中国强，就是看不得我华夏之民安居乐业，处心积虑加以破坏”，此等奸谋“虽黄发垂髫知其不可行”，而梁敦彦则“信之若圭臬”。
公民党的梁启超，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梁敦彦，在《新民丛报》上连连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民权”。
梁启超提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到了“关键转折”，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也必将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千百年的命运。他认为，国家之强，根基在于“民众之强”，而民众之强，在于民权大兴，人人自尊自信自强独立，而非其他人权力之下的奴仆，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强国。
没有民众之强，没有民权大兴，一切的强盛都如同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俄国，日本，就是此等例子。
梁启超表达了对帝国两代皇帝的尊敬与尊崇之后，也谨慎地提出“治国当谋千秋万代之根基，而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实赖民权”，而民权的保障，并不能依靠圣君和皇权，靠的是宪法和法治，是教育普及。只有从小教育国民自尊自信，做一个遵纪守法，懂得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并且以宪法和法律加以强制保障，国民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权，国家的秩序也不会因人亡政息而走向衰败和混乱。
已经受聘帝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达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且不出意料地为“二梁”摇旗呐喊。
李达，这位曾经被视为地方自治主义旗手，却在北京事变之后游历全国，随即宣布“修正观点”，甚而被人私下视为“骑墙派”的学者，在这一刻绽放出了光彩。
李达明确提出，所谓自由，并非绝对的，不受制约的自由。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自由概念，即所谓liberty，指的是“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即是作为个体的人摆脱他人压迫的状态。
他明确提出，那些攻击自由主义的人所批评的彻底的自由，其实正是专制体制之下权力者依靠权力肆意剥夺和侵犯他人自由的状态，而这种所谓的“彻底的自由”，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来说却是“最大的不自由”。反对派们有意歪曲自由的含义，其实攻击的恰恰是他们所拥护的东西。
他提出，自由是天然权利，人生而自由，这种权利不可放弃，也不可剥夺，除非这些人“违反法律侵犯了他人自由而受到惩罚”。
李达回顾历史，提出“中国的历史当中，人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没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平等，也没有思想，语言，工作乃至行动的自由，在不同的朝代之下，只有受奴役程度的深浅，即使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在奴役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是更高权力者的奴仆。
正是这样一个以奴役与被奴役为主要关系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
李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法治，法律不过依附于权力，是一种人奴役人的规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权，只有与权力挂钩的特权。所谓稳定，本质上是依赖于专制强权的压迫，是依靠用权威压迫，以愚民思想洗脑来维护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之下，由于人天然向往自由平等，人对人的压迫和奴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社会的崩溃，而被压迫者也就变成了暴民，“彻底的民主”之中，人人的自由都无法获得保障，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渴望新的奴役，以“实现有限度的人权保障”，至少是“生存权”。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无论革命的口号喊得多么美好，这种制度的内涵都是人奴役人，人人缺乏自由，而社会形态也只能依靠高压维稳，自然也就谈不到大同世界，甚至连基本的稳定都不过是奢望。
李达进一步指出，早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民选政府已经通过公共立法来保护人权，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权自由仅限于少数拥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而这些人的财富，甚至可能没有中国传统社会很多时期的中上阶层那么丰富，但他们在人权自由方面却享有更多的保护，而彼此之间也更少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可见人权本身是不应该和财富挂钩，也不因民族和国家不同而加以区分的。
李达认为，在传统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之所以否定人权，强调特权，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并且反对一切限制自己权力的障碍。他们否定自己和被统治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特性，把被统治者看作猪羊，加以放牧，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愚化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统治者暴虐的特权和人民无边的苦难。
这样的社会，权力主宰一切，也就自然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所谓的法律只有严苛的刑法和执法者的特权，却毫无对弱者的保护，也根本没有法律的精神。一切对统治者的束缚，只能寄托于道德，这就好比和虎狼讲道义，让他们不去吞噬猪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制度，用法律和规则来保护掌握权力的强者，而极力损害弱者的权利，弱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或者作为造反者被消灭。
李达大胆地提出，国家的根基是宪法和法律，而法律的目的却是保护个人自由，而非破坏个人自由。这种保护，首先要明确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界限，其次要明确个人自由的行使不得以损害其他人自由为代价。
在公正的法律体系中，法律对个人和政府，对领导人和平民百姓要有同样的约束力，政府不可以随便行事。实现了这样的法治，社会也自然而然地可以实现稳定。反之，依靠权力来维持高压统治，肆意侵犯个体权利和自由，必然引发被压迫者的敌意和反抗，整个社会只能陷入高压维稳和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一死循环，最终走向崩溃。
李达进一步提出，所谓民主也好，专制也好，都是实现国民自由人权的手段，不可本末倒置。国民在建国之时选择了君主立宪，这是国民的选择，而政府也应该尊重国民的选择，也就是要尊重宪政体制，尊重法制，尊重三权分立。
李达坦承，之前国家由于种种内忧外患，很多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从权”的策略，事实证明，国家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但这种状况并不能用来说明威权体制将永远持续下去，更不能作为进一步破坏国家宪政根基，加强威权专制的理由。
李达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爆了整个北京的舆论格局。
自帝国肇建，尽管宪法有保障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新闻牌照许可，宣传部舆论引导，舆论界“同心为国”，复兴党吸纳舆论界精英入党，政府和执政同盟各党“力捧”某些笔杆等措施，政府对于舆论始终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由于郑鹰本人对舆论态度较为开明，总体的舆论开放程度依然是很高的。只要不触及某些底线，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畅所欲言。当然，你的言论引发社会反弹，或者不被主流认可，那是水平和认识问题，无关其他。
到了郑宇时代，接踵而来的兵变，新政和国战，稳固地位和加强权威的需要，都让这位新皇帝选择了加强舆论掌控。借助战时立法，郑宇成功地启动了“敏感新闻出版审查”体制，实现了对舆论的强力引导。
虽然在战争中的几次和战论战，战中和战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乃至在其默许乃至主动推动之下，舆论界对地方甚至中央政府施政的批评和建议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舆论容忍度，但心照不宣的，始终没有人敢于或者说能够公开发表对皇帝威权统治的质疑。
可现在，李达做了。
这位德高望重，甚至被两代皇帝推许，和郑宇多次详谈的学者，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炮。
这是对中国传统威权主义的攻击，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针对目前皇帝威权统治而来。
短期的错愕之后，很多人，即使是平素反对李达之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的勇气，也自然而然地担忧接下来来自最高权力层的反击。
但出人意料的，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