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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国前的郑鹰，国战期间的汪铭汉，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马斯？潘恩，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
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但自由主义在交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
不过，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精英，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laissez…faire”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迷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性，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性的专制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专制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性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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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 下
第八十三章京华烟云（下）
梁敦彦还指出，目前的中国，看似除旧布新，国家日新月异，但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是改头换面。
国家虽倡导法制，但法律的颁布，推行，实施依然赖于权力，而无法真正实现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尽管喊了很多年，但即使在中枢，“也有很多违反法律的潜规则在默默地发挥作用”，而在很多地方，权大于法“基本上是明目张胆”。
梁敦彦还指出，在早先的战时管制体制之下，地方权力机构越权干涉司法乃至立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地方政府经历了大清洗，但中枢派下去的干部和调查组却实际上成为了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一切为了国战”的名义，这些新的权力者往往无视法律，破弃正常程序，办事直截了当。这种办事方法固然提升了办事效率，也支持了前方的国战，但留下的隐患在战后却难以消除。
梁敦彦甚至隐晦地指出，之前中枢政府的很多举措，甚至至今依然生效的一些法规，政策，都有违宪的嫌疑，而最高法院“似乎并未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
梁敦彦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华夏有幸生逢郑鹰和郑宇两位开明君主治政，可谓“天佑”，但如果这种破坏法制如同无物，违反宪法而不加追究，以政府权力为国家信条，破坏三权分立根基的做法变成传统，流传下去，必定在未来生根发芽，并最终结出毒果。
梁敦彦认为，民众一切的权利，最根本的保障并非圣明君主。毕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尽管大家都希望伟大的皇帝万岁万万岁，但事实上，皇帝们能够有效统治国家的时间不过几十年，而纵观历史，大部分时间却是不称职的皇帝在任。
梁敦彦还直接引用了曾经被满清派遣出使英国，并因为称赞英国体制而被满清“清流”辱为汉奸，却被郑鹰延聘为顾问的郭嵩焘之言：“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梁敦彦认为，华夏之所谓三代之治，以《竹书纪年》观之，依然不过是力强者胜，人心不古，所谓圣人也多是枭雄狠辣，所谓禅让不过是强力篡权的说辞。而“我帝国之先帝，今上，治政之明，爱民之切，眼光之锐，格局之阔，虽三代先王，古之令主不能及之万一”。
梁敦彦认为，如此等超迈古今的圣君，实在是古今中外千中难寻一二。华夏能连逢两代圣君，可见民族气运复兴，毋庸讳言。不过，观之历史，汉朝之高祖，文景，唐的高祖太宗，宋的太祖太宗，明的高祖成祖，至少比之其后代堪称英锐，而之后君主多庸弱之辈。可见这圣君，运气好的时候碰得到，但终究不是常态。如果国家民族始终把希望寄托在一代一代的君主都是千载难逢的圣君，那最终是必然会失望的。
一个才干不足之辈，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引发的灾难必然超过一些才干虽然不错，权力却受到足够制衡的精英。故而在梁敦彦看来，威权主义“可以救华夏于一时”，而终难“救华夏于千秋”。中国之革新，步英法美后尘行民权自由，虚君立宪体制才是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洋洋洒洒一番列举分析之后，梁敦彦终于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的内核：尊重传统，开启民智，宣传平等自由和博爱理念，逐步开放受管制的人权自由，争取在二十年内达到英法美等国的水准，以“民权”来确保民众的自由，逐步限制皇权，最终实现虚君立宪的议会内阁体制。
梁敦彦大作一出，神州纸贵，各大高校，知识界，中上阶层纷纷传阅，可除了叫好之声，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甚至攻击谩骂。
炎黄党的《汉风》之上，最近因为文化论战落败有些萎靡的复古兴汉派干将们纷纷如同打了鸡血，争先恐后地开始狠批梁敦彦。
章炳麟痛骂梁敦彦“忘恩负义”，从梁敦彦被先帝郑鹰一手提拔栽培说起，又讲到此人在国战之时无视皇恩，临阵脱逃，在国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分裂执政同盟，自组自由党，可见“其豺狼之性，枭獍之心为毒何烈”。
章炳麟笔锋一转，又从“此贼就读英国之伦敦大学，素受英夷亲重，与英夷多有私下往还”说起，列举其“一心以夷变夏”的劣迹斑斑，隐隐攻击其居心叵测，并公然以当年清流嘲讽郭嵩焘的对联加以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姚麟则指出，“所谓自由主义，无非西人无君无父，豺狼习性，喜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