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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诸位元老面面相觑，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支应战费，日本政府滥印日元纸币，日元原本就已经贬值了数倍。现在日票出现，日本硬通货被中国运回，更让日元信用瓦解。与其徒劳地挽救信用破产的日元，倒不如暂时依靠中国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这样，“帝国信贷银行东京分行“悄然开业，中华帝国特别印刷所印制的“日票”源源不断供应给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军当局，用以支付雇员工资和采购物资，一切的税收，也全部以日票支应。奄奄一息的日元经此打击，更是惨跌，日本富裕阶层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很多靠养利息度日的食利阶层，包括很多资产来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寻找工作。
最终，日本政府干脆宣布，以一万比一的汇率回收日元，发行日票。日本也从此成为当时的世界上采用纯信用纸币的第一个国家。不过，当时已经被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兴的中国人，也都没想到，日本却是因祸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谓“日本经济奇迹”的货币基础。
这个开创之举，后来被日本人津津乐道了很多年。不但没人感觉被中国方面用纸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许凡，以及那位大中华皇帝陛下的恩德。
平叛之后，对日本军队的整肃随之展开。
按照约定，日本政府想中国方面移交了政府和军部的档案资料，并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议的“战犯名单”，基本上都是萨长藩阀，旧藩武士，财阀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团骨干，皇族和公卿人物几乎绝迹，而反战派的元老及其党羽也推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在东京召开了公审，日本本土的两万六千八百多名战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将与中国方面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一同在中国服刑。
未来的日本军队规模将大大收缩，陆军规模限定在四个师团，每师团编制为三联队，编制仿照华军国防军乙种师。此外，还会保留四个简编旅团的架子，实际上就是联队规模的部队，在战时可扩编为师团。
海军陆战队规模限定在两个旅团，而海军舰队现有五千吨以上的舰只作为战利品全部转交中国海军当局。未来五年之内，日本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的战舰，海军总吨位被限定在中国海军总吨位的一成。
在辽东和朝鲜投降和被俘的日军，已经被发送到战俘营组织起来。进行一个月的洗脑教育和再组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未来将在统一的北京公审上获得应有的惩罚。服刑的，自然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发往朝鲜从事“劳动改造”和“再就业培训”，主要是从事路桥建设以及开矿。在这方面，赵秉钧的“警政部”有组织旗人“劳动营”的丰富经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广泛开战劳动竞赛，以成果决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虏内部展开全方位的洗脑教育，发动俘虏开战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并组织俘虏中的先进分子担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劳役，表现特别优异的，可以酌情减免，表现顽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郑宇的计算，这些壮劳力能够给帝国创造的财富，有旗人爷们珠玉在前，郑宇还是很期待的。跑？朝鲜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里，任何一个明智的日本人，都不会愚蠢到在这里逃跑。老老实实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日本政府，鉴于财政困窘，最后也开始在劳力输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军俘虏，以及被抓起来的罪犯，干脆被日本政府判处罪行，并“移交”给了中国方面，中国方面按标准（当然是极低的标准）核定劳务报酬交给日本政府，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中国合法使用的劳工。
这部分劳工，被中国政府交给警政部送到内地，投入到了火热的建设之中。手头骤然宽裕起来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两头整肃一遍“国贼”，把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国“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战后的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日本“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应该说，日本由于民间家门传承的缘故，民间其实隐藏了很多的财富。这场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连根拔起，连带着收缴了大批隐藏起来的财富。因祸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财政窘境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根据中日两国之前的共识，对日本经济体系的改造全面展开。
日本的安田，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大仓组等官商，这一次，终于开始遭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无情控制。作为对战争具有责任的团体，这些组织的部分激进领导者被清算。由于早就由统治经济管制进行管辖，资产和业务都被政府完全掌握，政府直接就对这些财阀的股权情况进行了清理，并强行占有其三成股份。另外三成，由“日本公平社”这个半官方半民办的组织持有，其主要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由日本和中国方面联合组成，其投资收益用于组建和维持日本的底层民生维持系统。
由于战争和海贸断绝而陷入困境的很多日本企业，如生丝，纺织，化工等，都被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系，通过与中国方面对口企业缔结贸易合作，很快就获得了新的订单和原材料，恢复了生产，甚至还从中国银行界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融资，从中国订购机器，改造设施，扩大产能。
日本的三菱，川崎等军工企业，以及日本陆海军的各个官办兵工厂，包括小石川枪械所，大阪炮兵工厂，室兰制钢所，东京炮兵工厂，八幡制铁所，明治炼钢所等，统统由中华帝国大本营经济组派出的接收团队接管，在日本方面的配合之下，对主要人员进行了严格甄别，随即迅速开始有选择地恢复生产，尤其是重点针对华军消耗量最大，口径标准也一致的七十五毫米炮弹，手榴弹，掷弹筒，掷弹筒榴弹，炸药，十二寸高爆弹，各种钢材等。
在三菱，川崎的造船厂，以及横须贺，佐世保，长崎，横滨等海军工厂，中华帝国海军军工系统和几大造船业民营巨头组成的接收团开始整顿船厂，甄别人员，补充和替换机器设备，派遣技师，并迅速恢复了修船，民船建造等业务。
在未来的规划中，日本海军在五年内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排水量的战舰，但日本的造船业，作为一个已经高度发达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却不能被白白浪费掉。这些厂区，机器，工人，技师，图纸，船台，各种技术学校都是非常宝贵的生产力。而他们，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巩固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与掌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的日本，将作为轻型舰船和民船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整体造船体系之中，缩小中国与欧美方面在船舶建造规模上的差距，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就这样，借助中日两国强有力的战时统合经济体制，迅速恢复了生产力的日本企业，不但满足了国内消费的需求，也开始填补上中国方面由于战争规模快速扩大带来的生产力缺口。在后来的朝鲜开发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经济也受益不少，当然这是后话。
中国提供的“日票”，本身是一种无贵金属抵押的信用纸币。
日本政府要获得日票，除了之前以存量日元进行的置换以外，就是要依靠对华出口实物资产，或者干脆对中国方面发行国债。
另一方面，中国驻日的管理当局，派员，驻军，之前就已经以日票发放了一半数额的战胜奖金（一般是十二个月到三十六个月的工资）。这些腰包鼓鼓的大金主到了日本，面对着热情而友善的战败国国民，也开始动起了脑筋。
从国内捎带些紧俏物事，从日本买些便宜货，甚至尝尝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的日本ji女，艺伎，逛逛各色餐馆，茶楼，酒肆，尝尝日本料理，买几套唐服，折扇之类的工艺品，居然把日本日渐萧条的消费市场逐渐带动了起来。
就这样，日票以其数量充足，倒是很快营造出了旺盛的需求，刺激了日本经济快速地恢复和扩张。
当然，在这样的信用扩张，经济迅速膨胀的背景下，通货膨胀是免不了的。不过，这样缓和而隐蔽的通胀，比起之前日元一年几倍的恶性贬值，已经实在是好上太多。再加上中国方面华元贷款保障的物资供应，日本政府也严格控制着公共开支，没有采取滥印纸币，通胀也的确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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