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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下观之，帝国之未来，实系于青年之身。青年强，则帝国强；青年进取则帝国进取；青年急公好义，则帝国国势必蒸蒸日上；青年明辨是非，则帝国秩序当可澄清。”陈庆同倒是没有拘束，一张口就是郑宇在电影中看过的那种挥斥方遒的豪气，“今日帝国，青年自有青年团作为精英组织，不才也曾入团。然以在下观之，青年团之任务，为培养青年之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帝国民族主义之精神理念，于青年教育养成之综合性还有欠缺，为学校之补充及提升，然仍需有其他更深层次之思想刊物以为配合。”
“此刊物之目的，在于为帝国新青年达成精神理念之完善与修饰，他倾听青年的心声，并给出正确的回应。故而此刊物当非时事报道，而是以月刊形式，针对社会上的一些思潮正本清源；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解析；针对青年容易出现的问题给与指正。这本刊物，要扎根于民间，真正做到立足基层，立足实际，同时还要能纵横历史，展望世界。”
郑宇静静地听着，观察着，内心涌动着种种复杂的情绪。
这位陈庆同，一生致力于追求改造中国社会的真理。他是个很有时代气息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新派知识分子。他敏锐地观察着西方思潮的变化，大胆引入自己认为对国家有利的思想，勇敢地与社会上的保守和对立面进行斗争。他也曾经投身政治斗争之中，但他终究只是个文人不是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得上失败二字，但他在之后能够充分反思，敢于否定自我，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无论观点如何，至少这种勇气值得钦佩。
“仲甫，你认为，对于帝国青年一代，哪些思想是最重要的？”郑宇趁着陈庆同喝茶润喉的工夫开口问道。
“当今世界有三大思想是我帝国青年所急需：第一，思想之自由。”
陈庆同此言一出，就很注意地观察郑宇的反应。不过郑宇却依然是眯着眼睛喝茶，似乎没什么触动。
陈庆同继续说了下去：“……人之基本权利是为人权，而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没有思想之自由，人与机器何异？有何谈尊严？”
“帝国肇建以来，强调国家，强调民族，而青年团等一切组织也以此为纲领。以在下看来，帝国之发展，说白了是为了每一个个体可以获取自由之空间，获取尊严之人生，获取富足之生活。如果反过来，变成人人为了帝国而牺牲基本人权，乃至牺牲思想之自由，那是否本末倒置呢？”
“于一切自由之中，思想之自由实为最可贵者，盖其为一切创造力之根源所在。帝国虽鼓励青年之创造，然这些年终归强调民族，国家过多，其虽有国家发展之必要一面，也有阻碍个体自尊**和自我思考的一面。”
郑宇外表平静，心里却起了惊涛骇浪。
这位陈庆同实在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矛头直指自己乃至国父郑鹰
“……其二为科学。我中华文明之蒙尘落伍，实赖自唐宋之后，我神州无科学之精神。一班读书人皓首穷经，只求八股富贵，问之于道德文章，滔滔不绝；言之数理，则瞠目不知所云。或有人装神弄鬼，好出大言，妄论阴阳未来，实乃毒害国民思想之祸首。我帝国之青年，虽有多年教育，然仍有颇多青年不以科学文化为喜，民间陋俗仍多，时时刻刻在渲染各种神秘主义，迷信思想。故而我帝国青年当学科学，重科学，事事从科学出发，而非徒以曲解先辈只言片语为能事。”
“……其三为赫胥黎…达尔文之进化论。自然界之演变，乃适者生存，残酷无比。于今日之社会，由于工商大兴，科技发达，国与国之间以优胜劣汰之方式展开竞争，国家内部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互相竞争。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如一国之青年无此等觉悟，无竞争之勇气与勤奋，则于个体为社会之弃儿，于国家则是亡国无日。自先帝将进化论引入我帝国，倡导民族之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大兴，然于个体之上，我帝国青年固然需彼此信任达成团结，也深受民族主义启蒙，还需深刻理解人类社会运行之规律，以发自内心认同军国民教育及民族尚武精神之重要，贯彻于日常生活之始终，即个人素养能力乃至思想之上，也需依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孜孜不倦以求进化。”
郑宇看着这位老兄侃侃而谈，心头苦笑，心说这位不愧是那个人，的确是犀利无比。
他倒不怎么怪刘子文眼光有误推荐非人。
他早就和这位北竹做过约定，由刘子文在媒体里组织一些一心为国，识大体的笔杆臧否时政，以为中枢政府施政之牵制，避免一言堂的出现。刘子文本就是他结拜大哥，又有总理大臣刘定一这个父亲坐镇，写起东西，组织人手都是挥洒自如。
这一段时间以来，中枢威权日盛。由于穆铁等人的陨落，再加上国战的压迫，郑宇对官场和复兴党，国防军的整肃，这位新皇帝的威权已经隐隐超过了当年的郑鹰。可偏偏这位北竹却时不时跳出来敲打几下，让不少人都对这位很是神秘的北竹先生捏了把汗。但更奇怪的，却是这位北竹所提的问题不但没有遭到中枢的激烈驳斥，反倒经常是作出诚恳的回应，并且加以改善。可当有人试图效法北竹等一干人，弄些鸡毛蒜皮或者夸大一些东西来骂政府博名声的时候，却又遭到不少笔杆的冷嘲热讽，被拍得体无完肤。
几个回合下来，一些心存侥幸的幸进之徒也不得不摆正了心思，真正开始思考，解析，对政府施政提出言之有物的建议，一些民间评论家也因此逐渐有了些名气，进一步带动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一时间，对地方乃至中枢施政的评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赞誉，有警示，也有批评和建议，但总体上都是出于对国家施政的完善和促进，大而化之的惊人之语倒是不多。
刘子文经此一役，彻底奠定了在帝国舆论界众多笔杆中的江湖地位，被人目为在野清流之望。他也实在是做得不错，对整个媒体的导向和分寸把握得都很是到位，郑宇也没太多可以指摘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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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新青年（下）
今天这一出，也是郑宇最近反复思考的结果。
自从在哈尔滨看到了狂热的红袖标，他就隐隐有了某种忧虑。后来知道了郑鹰等人的来历，郑宇对这个少年团…青年团体制也做了更深入的理解，有震惊，有兴奋，但也有莫名的恐惧。这个体制，无疑借鉴了另一时空里苏联的某些体制，也同时借鉴了德国的某些体制，以及英国贝登堡创立的童子军制度。
其实郑宇在这一点上倒很佩服郑鹰。郑鹰的一切举措，都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那个时代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布局长远。
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宗族聚居，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愚民政治，满清的殖民阉割，让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国民缺乏国家认同感，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也缺乏组织纪律性，他们散漫而懦弱，保守而愚昧。这样的国民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也谈不到优质的工商业劳动者或者是理想的兵员。
要发展国家，强大民族，首要的其实还是落实在人的素质上。没有高素质的国民，无论多么美妙的设想，也都只能落得一场空罢了。
通过少年团和青年团，郑鹰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进一步灌输民族主义思想，以半军事化管理加强青少年的组织纪律性，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让他们学会自律和服从，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同时也给这些个体在社会上的发展提前打下基础。
近些年，随着国家财力的充裕，人才越来越多，青年团和少年团组织也开始从主要城市向下延伸，覆盖面越来越广，培养也越来越系统。一批又一批素质不错的青年团员乃至少年团员走上社会，很快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材。
但在郑宇看来，这一切固然可以解决国家急需，甚至在某些有心人的掌握下，可以潜移默化地把国家导向某种全面军国化的体制，自己可以做一个威权滔天的绝对者，率领一个强悍的军事帝国征服世界，但问题是……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国家，他规划的未来。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制度绝不是一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