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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您的谈话包括三个问题，我想逐一论述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原则论，即一般器官或某个特定器官的移植是否值得欢迎。第二是认为移植原则上可行的话，其实施从医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现状来看是否可行。第三是其实施从现在的伦理
标准和伦理的行为水平来看是否合适。
关于第一个原则论问题，我考虑判断的基准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应当对维护人权表示最大的关怀。尤其维护人的尊严这一点最重要。人类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
夺走。因此，即使是为了维持他人的生命，也不能违反某人自己的意志击利用他的生命，否则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
但是也可以设想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人死后，如果顺利地移植成功的话，就能向活着的另一个人提供健康的心脏，使那个人的牛命因此而得救在这个意义上，某人的心脏是还活着的。再有，还可以设想某人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例如希腊神话中也有这样的故事，王妃阿尔刻斯忒斯自愿代丈夫下到冥府中去。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例子，为了要救出别人而自己被淹死或烧死。其次还可以设想，一边有一个已死的人，他的大脑当时还可以移植。另一边有一个脑损伤但还活着的人，这时，后者知道自己的人格或许会改变的条件下，请求移植前者的大脑。
在以上设想的三种情况中，我想无论哪种场合，移植大概都符合人类的尊严，或说人类的尊严实际上要求这样做。假定是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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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第四章为了健康和福利
己，我觉察到自己已开始衰老，或神经错乱。这时，假如我能断定用别人的健全的大脑换掉自己不中用的大脑，从而既不给自己又不给别人造成负担，相反能使自己做出贡献，那我一定希望移植。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比较简单。在下面的一，些情况下，目前还不宜做移植的尝试。即首先根据内科及外科的知识和技术，还不能设定一个完善的医学标准判定出死亡的瞬间。其次，移植
的结果究竟会如何，还不能用医学来预测。最后是这个领域的外科技术尚不十分完善，成功的希望极小。
第三个问题恐怕是最难的。若对照过去的经验，一般认为医学知识和外科技术今后大概会提高的。从这个可能性来说，即使当前某种特定的移植在医学上还不能认可，但不久的将来会得到
承认的。这种设想确实是合乎道理的。但从同一个经验来说，伦理的基准或伦理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不能指望今后会和医学技术一样得到提高。因为自我们的祖先作为人类开始走路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哪怕提高过一点点儿。
池田如不进行包括心脏在内的器官移植，就不能保存生命，这种情况在现阶段确实存在。碰到这种情况，如有合适的提供者，是否进行移植是个问题。作为前提，我相信重要的还是要采取慎重的步骤，在决定移植手术应否进行之前，首先不光是担当手术的医生小组，而且其他领域的专家，如免疫学家、哲学家、法律学家等要进行充分的协商。协商的结果，即使决定施行手术，届时，负责摘取提供者器官的医生和负责移植的医生当然要明确地分开，并且关于移植手术及其以后的经过都要有详细的公报。把这定为一项义务，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措施。
汤因比某项特定的移植原则上符合道理，而技术上也认为切实可行的时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应否试行这项移植这个判断确实应由一个集体来做出。在这些不同立场的人们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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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能各自的伦理标准不同，维护其标准的程度也有差别吧。进一步说，对于该情况每个个人的关系也是形形色色的。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和器官提供者假定他还活着与移植手术当然密切相关。而且双方的亲属和朋友也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和进行移植的外科医生自然也都毫无例外。专门的顾问会诊医生、顾问医师，法律家代表，公共机关的代表，可以说关系略浅一些。当讨论移植应否施行时，各人所取的伦理性的行动大概会受到这种关系深浅的左右。
池田当前阶段，由于器官移植关联着提供者的死亡，还是需要贯彻原则上不搞移植这个基本方针。
我反对现阶段搞器官移植有两条理由，一个是“判定死亡”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是克服被称为移植“关键”的异体排斥反应的医学手段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但是即使能够控制异体排斥反
应，我认为医学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也不是器官移植，而应当是人工器官的研制。
汤圆比器官移植在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一般性问题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进步能增加入的能力，人的能力一加强，就面临一种责任，要在没有先例的事情中进行选择。随着这种选择范围的扩大，结果就产生了以前未曾有过的伦理上的各种问题。
3。普通医生与专科医生
池田不用说，以近代科学的思维法为支柱的西方医学构成了现代医学的主流。但是这种医学也像精神身体医学家所主张的一样，分析人的生命，不断地专科分化的结果，忽视了真正意义
上的人类疾病。就是说，西方医学将疾病与患者的生命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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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缔
第四章为了健康和福利
虽然掌握了很多有关疾病本身的知识，却把现实中苦闷的人忘掉了。这大概是实情吧。
汤因比遗憾的是，在西方过去的三百年间，医学与一般科学走的道路一样，即向着分析、选择、专科化的方向发展。
专科医生只停留在对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研究治疗上。顺便说一下，我父亲的祖父是耳科专科医生，他是伦敦耳科的创始人。专科医生除了自己专门治疗的器官和疾病以外，不管患者的
全身综合情况。与此相反，普通医生对患者是全面检查治疗的。
但是他们常被专科医生称为“万金油”或“艺多而不精”，受到轻蔑。
在美国，近代西方医学的这种专门化倾向现在几乎达到了极点。在这个国度里，普通医生差不多消失了。许多的专科医生在同一屋顶下，开设了各自的诊室，患者就在各专科医生之间转来转
去。这样，倒霉的当然是患者。病人不知该首先找哪一科看，因为没有普通医牛给他们诊断。以前有一次在美国，我和妻子到一个大学里去，妻子患了恶性喉炎，但是校长夫人想了好久也不知该叫我们去看哪一科好。
池田如果是性命攸关的病那可就糟啦。专科医生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问题是病人并不仅因为患病部位而痛苦，整个生命都在痛苦。当然，原因肯定是器官或细胞组织的病变但这种物
质性的**的变化并不是就那样直接联结着活生生的人的苦恼。
并且也小能认为，这样的病变就是病人的一切。
西方医学甚至有这样愚蠢的行为，由于过于执著只属一部分病人的病变研究，而把苦闷的人类生命本身弃而不顾，相反还促使病情恶化。说得极端一些，用外科的药物学的方法，病虽然治愈
了，但那时病人已死亡了。像这种常识无法想像的情况也能够发生。
汤因比正因为能发生这种事态，所以我希望普通医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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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用能够受到重视。
普通医生一般被称作“家庭医生”而受到欢迎，这确实是一个恰当的称呼。普通医生既不是单纯的技工，也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者。他们是自己病人家庭的朋友、可信赖的友人。并且，普通医生是把患者作为人来理解，与患者处于互相尊重和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所以能充分发挥其医术。
普通医生不像专科医生那样常用过于自信而冒职业上的风险。他们很懂得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医生的知识和医术的限度，所以当他们断定力所不及时，就去找合适的专科医牛。当然，当需要
这种专科医生协助的时候，他还必须清楚找哪一位合适。
在医疗中，诊断是很重要的。最初诊断病情的是普通医生：
或许这个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