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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和墨家并称显学。 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在汉武帝时，董仲舒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
【注：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被古代大家认为是道家的分支，深受道家影响。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注：道家，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老子 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道家是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艺术、音乐、养生、宗教等等影响最深远的学派。
李约瑟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道家哲学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对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宗教、思想、文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有中华文化基石之称的道家哲学思想，还通过儒学以及中国化之后的佛学而得以不同程度的体现。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道为世界最后的本原，故名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其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关尹、庄子、彭蒙、田骈等，主要著作除了《老子》、《庄子》外，还有《黄帝内经》、《文子》、《列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易经》等。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论体系，与《易传》所提出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类。老子认为是三（三才）生万物；孔子认为是阴阳、四象（老阴老阳、少阴少阳）生万物。】
【注：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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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说：“若是爱，并且需要道来运载呢？”
炜杰道：“上将军是说，宇宙有运行的规则，而这个规则的总根在爱？”
林夕拍掌道：“夫子说，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今日一观，炜杰师傅闻而知之，闻弦歌而知雅意，不愧文思通达，倒是难得。”
【注：“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出自于《论语·第十六章·季氏篇》的《生而知之者上也》】
林夕走了两步，又说道：“不知道炜杰师傅，对于创造和发展怎么看呢？”
炜杰师傅说：“夫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有常，而人之欲无尽。人口繁衍也无穷尽，民之力有穷，而地之疆有界，炜杰实在是不知道如何。”
【注：语出《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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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惊讶极了，古籍之中，提出明确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竞争理论的不多，在讨论皇家宗室人口过多，导致民力和土地的生聚税赋不足以供应，而导致王朝崩溃，但是因为科举制度允许生员、官吏，免赋税，故而土地人口投献不绝，最终导致国家税赋只能由少数自耕农来承担，这种情况搅浑了这种生产力基本恒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导致的增长极限后，人均所得快速减少的矛盾，甚至宗室所费巨大，所以宗室、官吏的矛盾导致的矛盾，远快于人口基数增长的矛盾，所以，能够明确看到人口增长的绝对贫困这种长远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就很难得了，中国浩浩荡荡5000多年历史，一共出现了83个王朝，在古代几年前来生产力几乎没有质的飞跃，事实上，每一次良种农作物的引入，也进一步导致人口承载力上升，其作用是让“盛世”多了几年，但是马尔萨斯陷阱//或者循环，并没有完结。在盛世王朝下，人口成指数级大量增长，从而导致人均可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同时又有贵族官僚贪污圈地，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开始造反，从而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王朝覆灭，但随着人口发展，耕地减少，王朝又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进，所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很少有超过300年的。
明确这一观点的，就是人口论的，是清朝的洪亮吉的《治平篇》，比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早了5年。洪亮吉生活在清朝乾嘉年间，出生于1746年。《治平篇》出自他写于1793年的《意言》，写作时他可能正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洪亮吉就提出当时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但耕地面积虽有扩大却远远低于人口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5亩多下降到2亩多。他担心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5倍、10倍、20倍地增长，但田地与房屋却1倍、3倍、5倍地增长，这一看法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类似。
洪亮吉在《意言》的另一篇《生计篇》中，提出“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他已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对人口过剩的情况，洪亮吉也提出了两条解决之道：一是类似马尔萨斯“积极的抑制”的“天地调剂之法”，即由水旱灾害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灾害减少过剩人口。
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即通过统治者实行开垦荒地、转移人口、禁止奢侈、救济灾荒等政策，来缓解人口压力。文末一句“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揭破了伦理治国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