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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的成长之路的确也会有侠义如张无忌那样少年医道武学盖世无双者，只不过大部分还要多年的积累历练，到了老年才能成就名医国手的典范。
所以到了老年，他们的医术精臻之余，也难免有老学究的癖好和古怪脾气，所以就显得不近人情，孤高倨傲。
正因为此，这些医道和学问通达的名医都把行医比为良臣治世的手段。
因为这片土地上稍微识字的儒生秀才，念过几天书的不第文人，莫不把做官为吏，经国济民，为帝王佐师相傅作为人生的最高抱负，除此之外，考他们其他的格调志气，还真的难以觅到相通之处，似乎他们的人生志向除了给皇帝老子做奴才，帮助皇帝老子放牧子民以外，别无其他追求。
这也就是这片土地上那个恶毒的诅咒的由来：中夏不能没有皇帝。
没有了皇帝，读书人就没有了抱负，因为没有了货卖帝王家的买家，也就没有了赖以为生的前程。
没有了皇帝，那可怎么办。
所以大家拼命的努力的要找一个皇帝来跪拜，要推出拥戴劝进一个皇帝，非如此不但耻于为奴，也耻于为人。
没有了皇帝的日子在读书人的心里，就等于丐帮子弟丢了打狗棍，相当于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变得浑浊愚钝，而魏先生却没有如此什么名医为名相那么高的追求，只想平平稳稳的做一个以诊费致富的富医名医。
也许在他的心中，与其不切实际的妄想将行医治病比作仕途腾达辉煌，经国济民，还不如老老实实的穷究医道，以求医术的臻于精妙，为世人接触疾病苦痛。
其实连儒家的宗师孔夫子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意思就是，在其位要将自己本分之事做到精益求精。
孔夫子所言所指，其魏神医耶？
因此要说魏先生这样以医术为金银得以谋生的医者与梦幻以名医比名相的白日发梦者，他们两者之间的高低上下，以名相比名医的医者未必便比他这个只想以医道求金帛的国手更高明一些。
你总不能说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日日梦想着要做皇帝就证明他志向远大，也总不能说李逵做审案大老爷做了一件好事他就一定不会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他就一定是断案如神的包青天和现代法治下的**官。
你更不能认为口口声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花果山的猴子王发梦也要做玉皇大帝就代表他真的只是蔑视权贵，真的只是不愿摧眉折腰侍奉权贵，而不是权欲作祟。
猴子大王还可能是要取代权贵，成为新的压抑他这样身负才华的英雄豪杰的皇帝，而且还可能比他推倒凌霄宝殿的那位张玉皇不是更英明，而是更昏庸残暴，将人才当奴才用，将庸才蠢材奴才当人才用。
这片土地上盛行心口不一，有此而及，这猴子一定是权欲冲昏了头脑，和彼可取而代之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此的刘邦，苟富贵勿相忘的陈涉，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没有什么分别。
的确，不想做将军的士兵的确不是好士兵，只是将军、士兵、元帅总还在一个群体之中，如果按照正常的晋升，不靠裙带走门路而靠着军功本事，士兵到将军也不是什么难事，除非是李广难封，命运不济。
各位试想，如果幻想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可以做经国济民的一代名相良臣，那实在也不过是儒家道德的发梦。
宋徽宗李后主若是写一写诗词，画画花鸟虫鱼，做一个诗词文人的确绰绰有余，而且甚至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复又重生，青史扬名，文坛再添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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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二百八十章 才能不称职 恶政秉义名
如果让他们备位翰霖，他们也未必昏庸无能，给皇帝进献的平戎御寇的策略可能不输给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也未必输给主动请缨的终军，甚至比万字平戎策的辛稼轩更加高明。
当然他们也不用有不能保有江山美人，做一个亡国之君那样含垢忍辱，贻笑青史。
李后主宋徽宗做了权倾天下的帝王人主，文才的高明自然膨胀了文人书生那种刚愎自用，舍我其谁的狂妄，他们非但是德不配位，而且能不当职。
他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也让自己不以才子而以昏君的名声享誉青史，后世秉政者可不戒哉！
再想想，后来大明朝本该做木匠的天启皇帝，本该做燕赵屠狗杀猪之辈的崇祯皇帝，因缘际会都当上了皇帝，结果国家被他们搞得山穷水尽，回天乏力，非但断送了他们朱家祖宗的大好江山，也给天下万民带来了生灵涂炭的无边祸事。
其实赵括若是只老老实实的满足做个出谋划策的军师，不把自己摆到攻杀战守的位置，他可能不输给孙子吴子，而且未必就有长平之败。
而天启皇帝若是能安安心心的做个木匠，或许在那个近代世界已经开启的人类新纪元的时代，他可能成为瓦特爱迪生那样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发明家，而崇祯皇帝若是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屠夫，还可能成为劳动模范。
王荆公若是不做一国的宰相而只做州郡的太守，一定成为一代循吏良臣而因此造福一方百姓。当然，大宋朝也不会断送在他和他提拔的那些贪婪卑鄙的蔡京们以及他制定的祸国殃民的恶政之下。
王荆公得到了后世人的赞誉，的确不假。
他作为儒生，不甘尸位素餐，有开拓进取的精气神，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男儿本色也值得人尊敬。
眼见天下的百姓和国家的元气被冗官冗吏给蛀空，他不想做个守成的官吏，也不想看着大好河山日益沉沦，这种担当的勇气和责任，也着实让人钦佩。
面对天下滔滔，败相纷呈，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都不会无动于衷。
只可惜，他的变法的结局与他的期望南辕北辙，天差地远，画虎类犬。
王荆公的确坐到了经国济民的宰相之位，读书人为帝王师的**也圆满达到，他的后世谥号及封赏也的确让他成为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儒家名臣的典范。
其实，他的成就远没有后世中人迷信变法的儒生们所吹捧的那么大，而且，他的变法还造就了梁山好汉的被逼上梁山，还让金国的兵马提前结束了汴京城的锦绣盈城，繁华满路。
对于宋朝来说，如李卓吾所言，王荆公是亡宋的最大罪人。
王荆公的成就和后代的好名声并不是他经国治世的本事多么大，也不是他变法的功勋多么了不起，更不是他多么的有魄力，当然也不是他不苟世俗，突出奇想的诗词文章不过是因为他在这一片挪动一把椅子都要流血，一潭死水之中提出了“变法”这两个字。
不是他的青苗法保甲法多么的智慧明达，而是所谓”变法”这两个字在墨守成规的朝堂之上和大宋朝已经是石破惊天。
事实上，他所谓救国救民的变法策略，对于百姓的盘剥甚于盗贼的洗劫，只是顶着所谓变法和“新法”的帽子，后代中似乎没有见到也极少听到敢于直接苛责他的与民争利，祸害百姓的新法。
只是深受其害的其时百姓，还有一生被贬谪，地方管理做的久了，深谋远虑，深知民间疾苦的苏东坡深知王荆公所谓变法的祸害弥深。
王荆公的变法变成恶政还在于，它开了一个朝廷与民争利的恶传统，此明君唐太宗所不为。
王荆公得君行道，与宋神宗畅谈天下大势，怂恿宋神宗做尧舜之君，不要做什么宋神宗所倾慕的唐太宗。只可惜，王荆公吹捧怂恿人主做尧舜这一点小节，一下让他从能臣干吏变成了君王的佞幸，他如此迎合了人主好大喜功的**，使得他人生的鲠直秉性蒙上了难以掩饰的污点。
宋神宗在王安石的鼓动之下，的确有了一番作为。不过，宋神宗兴许还有些自知之明，所以不敢望尧舜之相背，因此他以唐太宗为自己的榜样。
新法与民争利的恶口子打开之后，王荆公提拔的那些贪婪的新贵蔡京章惇之流击倒了操守尚廉的勋贵，就大开大发祸国殃民之财的狮子大口。
这些新贵之所以怂恿王荆公变法，那是因为有利可图，只要能升官发财，就算是让他们老成守旧，他们也一样趋之若鹜。
新贵因为本身的贫穷饥馑，所以上位之后，怂恿皇帝大修宫殿楼阁，趁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颠覆了勋贵旧族的宴席。
诸如花石纲的那些耗尽东南民力的事体足以逼得方腊宋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