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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把所有的权威都打倒之后，他觉得把上帝也打倒了，也就是说把过去时代奉为真理的偶像推翻了。再也没有了偶像，再也没有了束缚，真正的自由应该说到来了，然而，在没有了外在集体偶像之后，个人的意志便被树起来了，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上帝，可是结果呢？人仍然逃脱不了终极的寻问，于是有一天，就得发疯，就得自杀。这难道不正是他那段时间的心路吗？春天又来了。易敏之的书稿一直放在桌上，有些篇章他几乎能背下来。远离北京后，他也能够真实地客观地来看易敏之了。有一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易敏之是我走过的一座大山，现在我终于翻过了，而最后一座山便是我自己。”
人性本能欲望的骚动与放纵，寻求个人世界本来意义的迷茫，以及两者交织在一起造成的巨痛，成了张维那颗永难满足的心灵骚动之因，而痛苦根源与其说是来自物与肉的饥渴，毋宁说是现实总让他在得到的同时发现真正寻求的对象永远在别处，与浮士德一样，一个永远不满足现状的进取者的形象。如果换一角度看张维每次超越对象的历程，可以看到每次经历都表明他是局外人，属于体制之外的异端，就像比丘尼一般经历人生诸般阶段，看破人生红尘冷眼，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的意蕴不可谓不深广。对一个思想者来说，真正的威胁并不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或事业，而是背后的信仰，对某种生活意义或价值的坚守。在为主人公探索之途铺路时，作家不无将先验的理念做了叙述中心之嫌，人物成了实现作家理想胸怀的道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了张维的道具，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总的来说，也就使得《非常情爱》显露出浓厚的理性浪漫情怀。张维虽然在生活中时时有局外人的体验，像一个精神的流浪儿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但是却从没有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那样走进荒诞，后现代的异化人性体验与之无关。张维感受到的人性隔膜，是来自对个体优越性的确信，对别人缺陷及低劣的洞察，以自身的聪明睿智揭破世人的庸俗琐屑，看透体制的种种弊端，要与人性的丑陋宣战，在麻木的人群中维护精神的尊严与人性的本真，所有这些都表明，张维是理性启蒙的代言人形象。
关于本书历经阵痛，终于出炉
继问题小说《非常日记》和《生于1980》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于近日隆重推出徐兆寿的又一部问题小说《非常情爱》。据该书的责任编辑晓文讲，这部小说是两年前交到出版社的，因为争议较大，几经审读，几经曲折，前后修改了六次，从原来的五十三万字删减为目前的二十六万字，她希望这本历经阵痛之书能够经得起社会的检验。据说，作者在修改过程中也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病。他说，为这本书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间有好几家出版社曾向他索要此稿，但在晓文编辑一再的坚持下，他还是选择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非常情爱》写的是一代人的信仰问题。据作者讲，小说主人公张维的原型取材于已故天才诗人海子，又与海子大不同。作者基本上没用海子的任何生活素材，只是取用了部分心理和文化活动素材。张维跟海子一样，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沉迷于诗歌和哲学中，企图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王国，但他一次次遭受打击，数次退学未遂，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几次自杀未遂后，他的老师和周围人都行动起来，要拯救这个天才，却不知张维要拯救的是整个世界。小说围绕“拯救”与“被拯救”这个主题，描写了很多口是心非的大学教师形象。
和《非常日记》一样，初稿写完后，作者给周围的一些朋友和大学生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本书不胫而走，在兰州地区的大学校园里暗暗流传了两年。兰州大学和西北师大一些研究生还写了书评，后来，稿件传到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博士生中。几乎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认为，这本书才是真正让人震惊的奇书，是徐兆寿近年来最好的作品，也是近年来文坛少有的好小说之一。
关于本书一枝寒梅独傲雪
——读徐兆寿的小说《非常情爱》
诗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精神的殉道者，海德格尔曾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乏时代真正的诗人”。＇1＇自从屈原《天问》以来，中国无数诗人巡着其足迹追问人的终极问题，坎坷而行，以啼血之笔谱写生命之歌，而诗意的浪漫中浸满了难以言说的凝重。尽管他们呈示给世人困惑与焦虑的脆弱面，然而“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使他们命定要成为俗世中的英雄。就如80年代中期，海子以殉道者的身姿演示追问终极的仪式，以死亡印证关于生命的言说。
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向读者展现的正是当代“诗人”的命运遭际。小说以张维的情感经历为依托塑造了一个“思想者”，主人公张维尽管与海子有不同生命经历和人生结局，但思想的契合使他们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同样为生命的悲苦忧乐慨叹、伤怀。对于张维，他自始至终的困惑都来自灵魂有无的思考，其理性徘徊于生与死的断层之间，生只是给他提供了思考的时空，而“生之后”——死才是他追求的终极。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思维困境使张维难以正视现实，而只能通过极端、超前的行为宣泄内心的纠葛。当现实人等以日常规则衡量张维时，他的特立独行显得格外怪诞和荒谬，这使张维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苦楚：同学、恋人、老师们异样的目光刺激着他的神经，甚至在思想上与他最为投合的诗友也逐渐难以容纳他“超前”行为。张维被人们视为疯子，然而在他的眼中，其他人游离于自己的规范之外才是真正的“不清醒者”，这一错位让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透过两者一致的思维，我们仿佛听到赶夜路时莫名的脚步声，让人惊颤更让人警惕。现实的种种迫压着张维，使他一次次陷入绝境、一次次自杀未果。张维的自杀导源于追寻过程中意义的缺失，其决绝反衬着他内心的痛苦，但从另一角度分析，张维的自杀尽管有着悲壮的一面，却也不无怯懦之嫌，毕竟真正的“思者”应该于困境中体现坚毅，而不是以生命的完结显示绝望。如易敏之所言“自杀的确是一种勇气，的确值得人钦佩，但是，我同样认为，自杀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一个人在没有探知生命奥妙时就放弃的软弱表现。”冷静审视张维的自杀，作家决不是单纯在显露诗人的“怯懦”或悲壮，其深意在于，一方面通过“自杀”未遂消解了张维行动的意义支撑，另一方面通过诗和哲学的宏大奏响生命的悲歌，在张维每一次接近死亡时震撼他的心灵，也使读者能够在生与死的断层中约略体悟到一些生命的终极意义。因此，受到生命启悟的张维在行动失去意义后并没有走向虚无，反而在探询生命之途中走得更为坚定。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张维可谓一个精神界的“寻路者”。“寻路”主题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由五四时期知识者寻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到30、40年代革命者寻求社会解放的革命道路，再到80、90年代物欲横流的现实下有识之士寻求精神发展之路。这一主题的发展不仅显示了历来知识者的心灵轨迹，也暗合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精神发展的轨迹。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即是描写人物的孤独与叛逆。他们都因行为和思想的“异乎常人”而成为众人睥睨的对象，他们几乎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发疯或死亡，这样的身份标识使悲剧结局成为“寻路者”的宿命，如鲁迅小说中的狂人亦或魏连殳，茅盾《蚀》三部曲中的诸多知识者。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