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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和田汉在旅馆写文章,家里的房子空着。李云鹤知道后找到他说:“你不在家住,我暂时住住可以不可以?”廖沫沙说:“暂时住可以,我的内人回来后,你就得走。”李云鹤说:“好吧,她回来后,我再想办法。”于是,廖沫沙称她为“密斯李”的女人就住进去了。
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个李云鹤就是现在的江青。
过了几天,廖沫沙的夫人从湖南回到上海,廖沫沙回到家里后,看见他的夫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我们不在这里住了,今天就去找。”廖沫沙知道她是由于李云鹤在这里住的原因,就和她一块出去重新租了一个地方。那时的江青穿着一件普通的旗袍,看上去很朴素,人也勤快。她看见他们搬家,也过来帮忙。“哎,你们怎么搬家?搬到哪里呀?”廖沫沙告诉她后,过了几天,她果然又来了。她说:“真不好意思,你们一走,我就又没有地方住了。”廖沫沙指了指厨房说:“你要来,只能到那个地方去。”江青一看,那里哪能住人呢?明明是要撵她走嘛。她就知趣地说:“好吧,我先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看一看,如果能住我就不来了,不能住我再来。”以后,江青就再也没有来。这就是廖沫沙和江青在二十年代的基本来往过程。
一九四九年廖沫沙从香港回来,住在中南海里。有一天在怀仁堂看话剧,他又碰到了江青。江青主动和他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好啊,我们又在一起了。闲下来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吧。”但是,廖沫沙从来也没有去。以后,廖沫沙在彭真的办公室里也看见过江青,他都没有主动和她打招呼。
一九五四年底,廖沫沙因腰脊结核病住在北京医院治疗,他的病房正好对着楼梯。一天,他正躺在床上时,也来看病的江青正好看见他,就进来了。廖沫沙赶紧起床欢迎,江青连忙摆手说:“别起来,别起来,你就躺着,我们随便聊聊。”她自己坐在沙发上和他谈起来。讲了过去演过的戏,也讲了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讲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情况,直到护士叫她才走。走的时候,她还说:“我明天再来和你谈一谈。”但是,第二天,廖沫沙就出院了。临出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和江青告别。那时,见江青还是相当容易的,并不像后来那样门庭森严,岗哨林立。
十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廖沫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称赞吴晗《海瑞罢官》的,题目是《史与戏》;另一篇是应孟超之邀写的《有鬼无害论》。没有想到,这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批判孟超的《李慧娘》,也批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廖沫沙感到奇怪:批孟超,怎么把我也给联系上了?他到了中宣部打听,才弄明白了: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批示后,文化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前一段的作品情况做了个总结。江青看到这个报告后,问中宣部的负责人:“这有一个同情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加上他?这个化名为‘繁星’的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于是,报告上加上了他的名字,报刊上开始批判他了。廖沫沙只好写了检查。
一九六五年,廖沫沙下乡去搞“四清”,先在通县,后到李社小镇。没想到第二年春季就赶上了批判他和吴晗、邓拓的“三家村”。一场大难来临了……
江青此刻看见廖沫沙,用她的话来说:“就像见了一个苍蝇那样的思心,这是一个在上海就想出卖我的叛徒,一个无耻的文痞和瘪三。法庭把这个人拉来作证,可见他们堕落到只要是反我的人,就是什么人他们也要用。”于是,她厌恶地把头扭向一边。
廖沫沙讲话了:“江青这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我就是她们诬陷迫害的一个,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是一九二七年徐特立创建的长沙师范毕业的学生。我从十几岁的学生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当时我们俩一块儿共居一室,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
一听这话,江青勃然大怒,她立刻回过头来骂道:“放你的狗屁!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你是个什么东西!”
廖沫沙猛地一拍桌子:“江青,你和你的同伙犯下的罪行比人的头发还要多!人民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地位虽高,你的人品是极低的,我了解你!”
江青指着廖沫沙怒斥法庭:“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审判长曾汉周摇起警铃,大声喝斥:“江青,你已经违反了法庭规则,我对你提出警告,不许你讲话!”
“我就是要讲话,廖沫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敌人,是在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无耻特务!”
曾汉周下令:“将江青押出法庭,法庭将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话音刚落,两个女警扑上来,将江青双手一扭,飞快地押出法庭。一路上,江青高呼:“打倒叛徒!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叛徒集团!”
这时,审判长让廖沫沙继续控诉。于是,他只得面对着无人的被告席声泪俱下:
“江青对我的历史是了解的。她是故意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地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说到这里,他竟然流下热泪,悲泣地说:“遭受他们这样酷刑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他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的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在狱中……”
旁听席上的人们,感到非常遗憾。这么生动的控诉,被告却不在跟前。有的人对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不满意了。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江青来听这些?江青在法庭上闹,让广大的群众不是更可以看到她的本来面孔吗?把她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我们几千里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江青受审时的情形,法庭把她押下去,我们只好看他们了……”
“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纯正学者。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抗战救国的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像这样一位老学者、老同志,也被他们扣上特务和叛徒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的夫人袁振、女儿吴小燕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也惨遭迫害诬陷而死。江青,你们这伙人实在是罪恶多端,罄竹难书,我们强烈要求将江青交给人民严厉惩办,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再卷土重来。”
那个曾经被江青说是“很厉害的特务”,关在监狱七年之久的王昆仑,在他女儿王金陵的陪同下来到法庭,由他的女儿代他向法庭宣读控诉:
“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