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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员工们只是想静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会提出任何建议。这种管理方式严重扼杀了员工们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不是吗？”
我打断赫维的话问道：既然汤姆森公司多年来都是一个国有制公司，这难道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吗？赫维告诉我：“事实上，在我们来公司之前，政府已经试图把汤姆森多媒体公司私有化。法国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e）先生的办法就是把公司连同债务一起以象征性的一法郎卖给韩国的大宇公司，这是公司的耻辱。美国人更会为此感到耻辱，他们是汤姆森多媒体公司刚刚收购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的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65％。当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员工们听到法国总理认为他们的公司只值一法郎时，他们感到受到了侮辱。对于汤姆森多媒体公司的亚洲分公司的员工而言，当他们得知韩国人仅花了一法郎就成为了他们的老板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公平。我记得，韩国经理们来到公司在巴黎的总部挑选自己的办公室时的情景，‘这个是我的办公室’，‘那个是你的办公室等等’。你可以想象当时那种混乱的场面。当时我们还面临着管理层收购的危险，也就是美国人离开公司的危险。如果没有美国人的话，汤姆森多媒体公司就一无所有了。真是难以想象后果会怎么样。”
“此外，劳工协会在巴黎进行了示威游行。据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公司的前主席要求经理们都到街上示威反对政府的做法。如果经理们拒绝这样做，主席就解雇他们。最后，法国私有化委员会阻止了这个计划。这个委员会负责向政府建议哪些公司能够上市。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不支持政府将汤姆森公司卖给大宇公司。情况就是这样。劳工们在街上示威。亚洲人完全不相信我们所说的。美国人想要离开。这就是这个右翼政府给公司带来的混乱局面！当时是1995年和1996年，阿兰？朱佩是希拉克任总统期间的第一任总理。下面会发生什么呢？”
这时，我对自己问这样的问题感到有些后悔。因为，提到这些早期的惨痛教训好像伤害了赫维的常识和他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我十分想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还是问了他。赫维一边重复着我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边回忆着。然后他说：“好的，我告诉你。最后，希拉克总统亲自出面解决问题，政府终于采取了正确的措施。首先，他解雇了公司的前任主席普莱斯泰特（Prestat）先生。掌握着公司的全部股份的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它组织了一个十分出色的领导班子来为汤姆森多媒体公司注入活力，并使公司尽快盈利，然后又使其股票上市。这个战略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曾经要以一法郎的价格卖掉公司。1997年3月，希拉克总统任命瑟瑞？布莱顿（Thierry Breton）为汤姆森多媒体公司的主席。
我是在布尔（Bull）公司认识布莱顿的，我们当时都在成功私有化的布尔公司工作，促使布尔同摩托罗拉、NEC和法国电信公司合并。瑟瑞对合并和收购十分在行，他有能力将布尔同一个美、亚、欧的三角联盟结合起来。他具有世界性的远见。在布尔公司，我是人力资源部高级副总裁，我和瑟瑞很快就成了朋友。当时布尔公司的业绩同汤姆森多媒体公司一样差，我们对布尔进行全面的整顿，对公司进行私有化，在公司内部实施股份所有制等。我们的措施取得了成功。”
三项必要条件
这样，汤姆森多媒体公司就上了正轨。我对公司的背景已经有所了解，我和赫维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将这个苟延残喘的官僚机构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创业公司的“方法”。赫维的想法正好同我所谓的三项要求相吻合，这并不只是一个巧合。我们已经在一起工作多年，自然会产生一些相同的好的理念。或许，这三项要求本来就存在，只要人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就能发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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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创建创业型组织的（4）
创建一个创业公司的三项要求就是：一点资金、一些知识和一个有利创业的文化。汉比克首先从文化谈起。与刚刚起步的新公司相比，大型公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改变公司现有的文化。
一种鼓励创业的文化
关于在汤姆森多媒体公司创建创业文化，赫维？汉比克说：“所以，瑟瑞邀请我一同加入汤姆森多媒体公司。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改变公司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公司的习惯、行为和程序。我们分析了在布尔公司所采取的措施，无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因为有在布尔公司共同工作的经验，所以我们不用耗费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应采取何种措施。我向瑟瑞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将人力资源职能从我的创业职能中分离出去。我告诉他：‘我不想再负责人力资源了。我已经厌倦了同工会打交道，厌倦了制定员工退职的一揽子计划并关闭所有工厂。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都在做这项工作。你知道，我并不是不愿意再做这个工作，而是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新的工作。’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职能分离出来。在布尔公司，我是负责传统的人力资源工作的，但是同时我还要负责提高员工的创业精神。也就是，我既要帮助员工具有创业意识，同时还要缩减他们的工作。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在布尔公司还是做到了，可是我认为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决定给自己创造一个明确的职能，让自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使命。我负责的是公司‘管理到创业的过程’，但同时我也是汤姆森多媒体公司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所以我要参与制定一些重大的决议。这就是说，我既是公司管理阶层的一分子，又是一个独行其是的人。我认识到，要在一个大公司里灌输创业精神，一个好的办法就是由某些人推进一些新的建议，并以非常特殊的程序实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既是主席的代言人又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不管怎样，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传统的人力资源职能从促进创业精神这个理念中分离出来。我们认为这就是创造创业使命的方法。”
这时，我和赫维开玩笑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惟一的创业高级副总裁，他的这个头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严肃地对我说：“但是，拉里，你知道我的一些猎头和顾问朋友们也对此有一些疑问。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工作。他们看看我的名片说：‘赫维，这是你的朋友瑟瑞为你特设的职位。如果你走了，这个职位也就不存在了。’我告诉他们：‘不，你们错了。’如今，瑟瑞？布莱顿仍在向世界各地的公司同事们介绍这个概念。他告诉我们的员工们：‘汤姆森多媒体公司需要这样的职位。这个职位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这些人帮助我们预见并应付这个过渡时期——这是我们必须经过的转变。这些人要既属于公司又不受公司的限制。这对于我们的公司是十分重要的。’的确，要想改变公司的文化就要在公司主席和管理到创业过程负责人之间建立彼此强烈的信任。我没有下属，所以我不会创立一个新的部门或是一个官僚机构。因为我是瑟瑞的大使，所以我才能够工作。我的工作贯穿了整个公司的管理体系。这对于我而言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个职业。”
“当我们刚来公司的时候，我们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瑟瑞告诉我：‘赫维，我们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改变这个公司的组织。所以，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是自由的。但是，在三个月里你要给我一个转变公司的计划。’所以，在我对公司不了解的情况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到世界各地拜访了不同的人们。最后，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立即把公司分为一系列自治的企业来管理。这就是你们美国人所说的战略企业单位（SBU）。”
“我们要围绕着世界PL这个理念对公司进行重组。这是常识性的，不是吗？我们观察了我们的产品和流通渠道，决定让产品经理以产品的开发为工作重心，让销售人员同工厂之间重新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会说：‘看，我们有自己的产品：彩色电视、录像机、录音设备和通信设备。公司拓展其多媒体产品和服务的领域，今后，公司不会满足于只销售电视，我们会为您提供有线和卫星的服务，让您在家里就可以享有各种服务——享受金融服务，参与互动电视，接受教育以及连接互联网。’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