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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花姑姑把我在床上放好便去找来了母亲，鲁大奶便一直站在床边守着我。
“我记得玉花姑姑长得很清秀，两条大辫子又粗又黑，放开来披在背后十分的好看，我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喜欢长头发女孩的，这其中就包含着对玉花姑姑的感念与记忆。
“那年我五岁，这事发生在春夏之间的一个下午。
“这件事发生的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71年9月1日，当时只有五岁半的我，因为对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特别地羡慕，就自作主张地到学校去报了名。那时候的农村，上学的孩子都是老师挨家挨户去动员来的，象我这样自愿报名的却是极少有的，所以老师在欣喜之余也便忽略了问年龄便为我注了册。
“我就这样上了学。
“对文学的兴趣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呢。
“上学的第一天，我便发觉自己在班上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其他孩子的年龄都要比我大得多，有的甚至已经十几岁了。一个教室里参差不齐地坐进了三十几个学生，吵吵闹闹的难得安宁。课桌就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一只小木板凳。听课时坐在凳子上，做作业时便习地而坐，以凳为桌，以地为凳。上学时带来，放学时带走，所以每天早、中、晚都可以四次看到肩背各色布缝制的书包，臂挎板凳的学生群，倒也十分的壮观。
“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个已经十一岁的男孩，只要老师不在，他便会怪声怪气地唱电影《白毛女》里的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唱杨白劳的那段“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的苦戏，边唱边摇头摆尾，双手乱划。我当时并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看他一脸粗陋的样子，心里便有些畏惧，当我的铅笔无意中滑落到地上被他一把抢去时，我竟末敢向他讨要，一直等到下课后已经读到二年级的哥哥过来看我时，才向他要了回来，可惜我记不起这个比我大六岁的同学的名字了，我是极不善于把别人的名字记住的。
“第一课学的便是‘毛主席万岁’，这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了，但当我看到那幅非常熟悉的画像下的这五个字时，却又觉得十分陌生，手中的笔怎么也写不出这五个字来，手就更是不听使唤了，整整一堂课时间竟没有写出一个字。下课之后，仅一墙之隔的哥哥走了过来，在我的本子上很轻松地写下了‘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这也便成了我上学第一天所‘完成’的作业。
“上学的滋味并不是都好受的。
“当冬天来临时，简陋的教室挡不住严寒的侵入，我的双脚犹如几十把刀子在割着，又犹如几百根针在剌着，疼痛难忍。我的脚又极易出汗，而且天越冷汗出得越是厉害，所以我的鞋子往往就如一个冰疙瘩。在我的记忆中，童年的我冬天的鞋里从来就不曾干燥过，每天早晨起床时便寻些破布破棉絮什么的垫在鞋里，实在找不到就垫两张纸，总之为了暂时隔开一下那股彻骨的冷气。然而无论垫的什么，不到半天便都已经湿透，鞋里永远都是感受不到一丝热气的。
“俗话说‘寒自脚下生’。脚一冷身上便自然而然地冷了起来，而由这冷所引发出来的颤抖令我落下了终身性的后遗症稍感到冷加上一点点的紧张全身便控制不住地抖个不停。
“我坐在教室里，眼望着黑板，耳听着老师在讲，那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地往外流，但我却咬着牙不出声，全身抖动得非常厉害，手根本拿不住铅笔，每翻一页书都要将手放在嘴边哈哈气，否则便把握不了翻几页。
“我的形态终于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摇了摇头，忍了半天才说：‘我冷。’
“老师捏了捏我身上的衣服，说：‘冷就回家去吧，别这样忍，会冻坏的。’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我要听课。’
“老师不知是感动了还是怎么的，竟有些激动起来，她帮我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又抚摸着我的头，说：‘那你跺跺脚，动一动，或者站起来跳一跳就不冷了，别害怕，我不批评你。’
“我好感动，真的，可以说在这种情形下允许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跺脚以驱寒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并且终身不忘，她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葛玉华。
“真的，在我以后十数年的学生生涯中，所承教的也有几十位老师，可是能够记住名字的却寥寥无几，有的甚至面对照片也难以想起其姓什名谁，只能是在印象中觉得此人似乎是我某个时期的老师，对这些老师们我真是有些大不敬之嫌。但唯有对只教了我一年的葛玉华老师，只要是老师这个词一出现，我的头脑中便自然而然地闪现出她为我擦去泪水时的慈爱的目光，以及她那双冰冷但却充满温情的手，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葛玉华这个名字乃是我今生记住的第一个老师的名字。”
“你的玉花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棠棠挂记着玉花姑姑，问我道。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年龄小，不懂得什么，还不懂得什么叫感激。到后来我想起要去感激玉花姑姑的时候，我们已经全家迁到了城里，再回到张庄，已经见不到玉花姑姑了。”
“她是出嫁了？”
“是的。”
“那，你就没有再打听过她？”
“没有，也无从打听，因为玉花姑姑的养父养母都去世了，别的人又都并不知道玉花姑姑嫁到了哪里。不过我虽然没能再见到玉花姑姑，但是玉花姑姑的模样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她的那一头长发。”
“你是不是因为我的头发长才喜欢我的。”
“有一部分。”
“你是怎么进城的？”
“到1972年，我父亲从武汉调回到了沭阳，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知青返城，我母亲正好符合条件，于是父亲和母亲便为母亲返城奔波。你知道，在中国，你要想办成一件事，即使你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不去向那些官老爷们‘进贡’，那你本该得到的就压根儿得不到。所以，虽然当时我母亲的一切条件都符合返城标准，但是，父亲和母亲仍然为此事奔波了近一年，不但花光了家里那点可怜的积蓄，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我说我母亲伟大，在这一点上她也体现出来了，当时是我母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我们带进城的，如果不是母亲坚持，我们就会失去那次机会，从而也就再无机会了。
“棠棠，说实话，虽然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我在农村已经呆厌了，真的。我在农村有两件事一直都令我刻骨铭心，在这两件事上所受的罪，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而且永远都不想再经受那样的磨难。”
“是什么事儿？”棠棠关切地问。
“一是推磨，一是捡红薯干。”
“推磨？捡红薯干？”
我点了点头：“是的。棠棠，你是不知道的，农村人吃的煎饼，都是在石磨上把粮食磨成糊，然后在鏊子上烙熟的。推磨一般都是在早上，头一天晚上把粮食浸在水里，那时候当然大多是玉米，很少有小麦的，第二天早上便泡疏了，往往是鸡叫第一遍时，按时间算也就是两三点钟吧，而此时正是睡觉的关键时刻，何况我当时只有七八岁呢。虽然极不愿意离开床，特别是冬天更不想离开热被窝，但经不住母亲一遍遍的催。母亲也不容易，于是只好打着哈欠起身。虽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仍然抱着磨棍用力地推，往往是抱着磨棍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人走路时也会睡着，这说起来似乎不可信，但这在我的童年却是事实。
“就是现在，我仍然一直觉得觉是永远睡不足的，也许这正是童年时代落下的后遗症吧。
“那时候一旦晚上看到母亲泡粮食，便象是要面临一场大难似的等待第二天早上的劳苦，也便要早早地上床准备补充睡眠，但是愈是这样却愈是睡不着，只能两眼闭着忍耐，等到不知何时睡着了，母亲已经开始叫了，时间到了，虽然磨磨蹭蹭的不想动，但仍然逃避不了要抱着磨棍转圈儿，在转圈儿中迎接太阳的升起。
“这一次劳苦与疲惫所得到的补偿便是一张放了葱花的发着香气的煎饼，但这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
“与推磨相反，捡红薯干却都是在晚上。在农村，我们那时把红薯称做山芋。
“每年山芋收下来后，各家都可以得到小山一样的一堆，在那个时候，能有如此多的副粮也是好的，这是各家半年甚至一年的主食，除一部分窑在地下外，大部分都必须切成片晒干了以便贮藏，所以一旦山芋收下来，各家便都一无例处地忙碌了起来。切好的山芋干撒在地里，早上撒出去，晚上捡进来，怕夜里下雨或下雪，那时候只要是空旷的地方，无一不是撒着一片白色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