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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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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②③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④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页。
⑤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⑥⑦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
⑧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⑨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页。
⑩⑾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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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①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堕失”。②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 ③ 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之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训政不过是一种革命手段，宪政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我们党的唯一使命”。 ④他提出，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⑤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方”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误国之咎”。⑥
为此，孙科提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的三项重要主张：
（1）于1932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
（2）于1933年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
（3）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⑦
孙科的宪政主张充分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已认识到加强国内各党派和人民团结对抵御外侮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孙科把“三民主义”作为开放政治的一个条件，但在人们眼中，三民主义并非是国民党之专用品，它不仅不会妨碍人们要求民主政治，反而会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
主持起草《五五宪草》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他的结束训政，加速实施宪政的主张一问世，就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孙科的宪政主张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⑧舆论界对孙之主张多给予“同情的批评”， ⑨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反对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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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
③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61页。
④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⑤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
⑥⑦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⑧ 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⑨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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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反对结束训政的主要代表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但是两人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区别。汪精卫是公开持反对态度，蒋介石则比较隐晦。
1931年10月，当孙科在宁粤和谈期间，第一次表示了自己关于结束训政、实行民治的观点时，就遭到汪精卫等的强烈反对。汪精卫认为，“无党则无国”，放弃训政，必然导致危及党国。当时汪精卫与孙科“反复辩难”。 ① 12月，中国青年党代表向汪请愿，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遭到汪精卫严厉指责。汪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的，绝不轻易示人”。 ② 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汪精卫回避全国各界呼吁结束党治这个紧迫问题，宣布会议只有三个议题，即“御侮”、“剿匪”、“救灾”， ③ 反对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汪精卫十分勉强地声称，他虽“原则上赞成宪政”，“然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不要退到1923年的形势”。 ④ 国民党一些高官甚至以民国初年施行宪政的失败，作为延长党治的借口。汪派人物梅思平说：“我们从过去北京时代国会的经验看起来，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国家，议会的压力愈大，他的腐化也愈容易”。⑤
对于汪精卫等的论调，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孙科均表示强烈不满。在国难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提出要求实施宪政，保障人民自由的提案仍有13个之多。⑥ 有100个代表拒绝出席国难会议，他们表示，除非会议能保障他们的完全自由，并允许他们讨论与国难有关的所有问题，否则他们将抵制会议。⑦《申报》批评国民党道“借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等等敷衍人民，适见其心劳力拙耳”。⑧ 沈钧儒、黄炎培等指出，当前一切问题之重心，“不外对日抵抗到底，对内结束党治、实行民治”。胡适说，“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碗，那么，训政延长一日，只是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罪孽而已”。⑨ 王造时质问国民党，“训政五年，训到丧权辱国，内乱不已。土匪到处如麻，贪官遍国都是，国家濒亡，民不聊生，试问再要这样‘训’下去，如何得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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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茹玄：《增订本中国宪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1页。
② 参见沈云龙：《抗战建国之中国青年党》，第29页。
③ 《国难会议记录》，载《近代中国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6页。
④ 季廉：《宪政能救中国？》，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汪精卫的讲话发表于1932年4月25日。
⑤ 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⑥ 《国难会议记录》，载《近代中国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8页。
⑦ North China Herald，April 5th，18th，1932。
⑧ 《申报》，1932年3月10日。
⑨ 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⑩ 王造时：《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载《荒谬集》，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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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对汪精卫等反对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观点，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也进行了批评。第一，孙科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孙科以苏联在宪政下国力不断强大的事例为证，提问道：“为什么俄国在宪政之下，就可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