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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学的校史上，最辉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营救名儒鲍宣一事。
汉哀帝时，官居司隶的名儒鲍宣被捕入狱，罪名为“大不道”，按照律法，必死无疑。太学生王咸在太学门口迎风举幡，大呼：“欲救鲍司隶者，会此幡下。”一时间，汇集太学生一千多人。上朝之日，这千余名太学生在路上堵住丞相孔光，不许其车驾前行，为鲍宣诉冤，又直奔未央宫前，上书汉哀帝，为鲍宣请命。此事一出，天下震动。最终，汉哀帝法外施恩，令鲍宣减罪不死。
自王莽当政，太学规模急剧扩大。学生多了，建筑多了，但太学以往的精神却丢了。这种精神的沦丧，肇始于一个名叫哀章的家伙。
哀章，广汉梓潼人，太学的杰出校友。但一开始的时候，哀章在太学里却并不招人待见。此人品行低劣，又酷爱吹牛皮（素无行，好为大言），早已被老师和同学们判了死刑，认为他绝不会有任何出息。
然而，哀章只干了一件事，便彻底地发了迹。
当时，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王莽想自己当皇帝，而王莽也有这个实力自己当皇帝。无奈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王莽只能成天憋着，憋得那是相当难受。
哀章急王莽之所急，替王莽解决了借口问题。
哀章作了一个铜匮，又分别作了一图一书，图名为“天帝行玺金匮图’，书名为“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置入铜匮之中。图和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可知，乃是以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名义，遵从上帝的意志，将皇位传予王莽。哀章制作停当，蓄意挑了某日黄昏，能见度低，着一袭黄衣，披头散发，持匮来到汉高祖刘邦庙，交付守庙的仆射，神神道道说了一句，“报于王莽知。”不待仆射反应过来，便飘然远去。
仆射恍惚之中，以为遇见了神怪奇异，不敢怠慢，连夜上奏王莽。
王莽得报大喜，拍案叫绝。他也一直在苦苦寻找称帝的借口，怎么就没想到拿刘邦来做文章呢？如果连刘邦都同意将江山相让，那天下百姓还能有什么闲话好讲？绝了，这主意绝了。
次日一大清早，王莽便率领满朝文武，浩浩荡荡开赴汉高祖刘邦庙，拜受金匮图书。拜受完毕，一回宫，立马下诏称帝。
难道哀章就这么做了活雷锋？差矣，哀章早有后着。
哀章不仅替刘邦拿了让位的主意，也替王莽拿了封官的主意。他在伪造的图书上，开了一份名单给王莽，谁谁该作四辅，谁谁该作三公，谁谁该作四将，写得一清二楚，而他哀章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掺入其中。
王莽要坐实金匮图书确为神授，因此，就算知道哀章心中的小九九，也并不计较，照单全收。王莽称帝之后，封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列在四辅，位居上公。
荒谬的是，哀章为了神化金匮图书，曾特意胡乱编造了两个人名，混入封官名单之中。这两个名字，一为王兴，一为王盛，合起来，寓意着王氏兴盛。王莽一不做，二不休，连这编造出来的王兴和王盛，也非要找出真人不可。这一找，找出了十多个王兴和王盛，再通过占卜和相面，最终定下两人——一个是看城门的王兴，被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个是摆摊卖饼的王盛，被封为前将军，崇新公。
我们不难想像，哀章如此轻易的发迹，带给太学的是怎样的震撼和刺激。官居国将，爵封美新公，除了当皇帝之外，这已经是一个人可以梦想的最高位置，而哀章从一个遭人鄙夷的穷太学生，爬到这个位置，只用了一个黄昏而已。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是孔子的境界。对一般人来说，往往是见不贤而思齐焉。像哀章这样，一夜暴贵，让多少人羡慕得牙痒痒，恨不得自己就是下一个哀章。
而在太学这方面，也第一时间将曾经不耻的哀章列为了杰出校友。可想而知，势利的校方，树立起这样一位榜样，最终将导致太学生们如是思想：
投机取巧学哀章，荣华富贵做国将。
太学之风，由此衰也。太学之魂，由此丧也。
第14节
日期：2008…10…823：38：10
光武皇帝卷一“努力”NO。16：
太学之学（一）
世事有不忍言者，世事有不能言者，世事有不得而言者，世事有言而不能尽者……桂花已然开放，一如既往地无可抵挡。缕缕甜香，飘渺向何方？只在一驻足间，且偷片刻遗忘。生活有无数厚墙，撞还是不撞？
话说太学虽然号称最高学府，其实却并非一个求学的好去处。事实上，要想在学问上有所造诣，来太学大抵是来错了地方。西汉的那些大学问家，如董仲舒、扬雄、刘向、刘歆等人，根本没上过哪怕一天太学。而太学的毕业生，自始至终也未曾出过特别像样的大学问家。
何以如此，还得从太学的教学方式说起。
如我们所知，太学教授的课目仅限于六经——《易》、《尚书》、《诗》、《礼》、《春秋》、《乐经》。其中任何一经的原文，通读一遍，最多三四日功夫，细读一遍，也不过半个月而已。然而，太学生在太学里，一经动辄需要读上数年。难道，太学是故意要多骗些学生的学费？
不然。
太学生非但不需要付学费，而且还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要是那时候的教育也实行产业化的话，则应该巴不得这帮学生越快毕业越好。可见，问题并不是出在学费上，而是因为，一经确实必须读上数年。
太学生的教材，除了经文之外，还有附生于经文的注疏。这些注疏，经过一代又一代解经者的添加增补，已经变得无比繁琐复杂，成为一座座庞大的迷宫。
譬如，光光解释“尧典”二字，一个名叫秦延君的儒师就可以讲十几万字。也就是说，仅“尧典”两个字，就足够他讲上一个学期。还是秦延君，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洋洋洒洒又是三万多字。你说，你搞得赢伐？
类似秦延君这样变态的儒师，比比皆是，似乎不把经文解释得天花乱坠、云遮雾罩，便不足以显示其能耐。于是乎，或牵强附会，或胡编乱造，或强词夺理，或向空而凿。一经之说，可以多至百余万言。
可想而知，捧着这样的课本，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汉书…艺文志》批评道：“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呜呼，从幼童到白首，一生时光，就此轻易为经文埋葬。
很显然，这样的教育，只能泯灭人的灵性，使其陷入经义的泥沼，虽欲求道，而离道反愈远也。
太学教育的失败，折射出的，却是整个学术界的萧条和无奈。
对于自然科学在古代的习惯性缺席，我们在此不作苛求。单从人文学科来讲，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之盛况，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自从韩非子逝世，学术界就此步入后诸子时代，在汉武帝之后，更演变成为经学时代。
然而，往狠里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害人史，就是一部误国史。
首先需要质疑的，便是经学的价值。
《庄子…天道》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轮扁教育齐桓公的故事。①如轮扁所言，世间的精华往往为不传之秘。圣人的大义，也并不在死的文字里。
孔子授徒，忽来后世如此繁多的注疏？即便如此，以孔子的言传身教，其结果也是弟子不如老师。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子贡又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到了西汉，解经者一技痒，经文便多了无数注疏。这些注疏，看似方便了理解经文原意，实际上过犹不及，给古人平添了许多艳抹浓妆，越发掩盖了本来的真相。
其次，所谓经学，在一出生，便已经死亡。
当经典物理在十九世纪末达到巅峰，无数科学家都为之信心满满，以为物理学至此已经完美，再没有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开尔文勋爵就此大发感叹：物理学的未来，将不得不在小数点第六位后面去寻找。
说白了，整个经学，无非也就是在小数点后面下功夫。就其思想的原创性而言，早已经是山穷水尽、穷途末路。
学问贵在创新。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试看今日之大学，热衷于彼此攻击，互相攀比，为排名高低而撕破脸皮，但受累打听一句，所谓名校，有原创几许？充其量，窝里横而已。为什么自我感觉如此良好，是因为境界太低，还是自甘于力所不能及？
或谓经学自有其贡献，未可一概抹杀。殊不知，此乃自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