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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好长时间没写思想汇报，丛老师以为我有了什么思想反复，找我谈了几次话。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正的原因，只说是对入团信心不足。入团介绍人和团支部书记也热心地来帮助我，和我谈心。思想汇报后来还是写了，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懊悔。
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样做。他明明知道那样会伤奶奶的心，那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
我记得五八年爸爸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奶奶心疼他，每隔不久就用自己的积蓄买鸡炖给爸爸补身子，让他吃了有一年多。而他对奶奶又做了什么！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记恨爷爷和奶奶，是因为几十年前那场不同寻常的婚变。
我问过爸爸，为什么把我的思想汇报告诉奶奶，爸爸做出诧异的样子：
“我向你奶奶汇报你的进步嘛！”
我真是无言以对。
爸爸是很进步的。
他积极要求入党，不断地写思想汇报。他让我看过他给组织写的思想汇报和简历，对他的过去有了一些了解。
抗战时期他曾在“国统区”重庆旧政府的银行工作，集体加入国民党。四六年和表妹即现在的妈妈跑到解放区，参加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培训，四七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大同盟”，四九年又退出“民盟”，坚持不懈地要求加入共产党。
他在思想汇报中强调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
岂止是没有犯过错误，他还有许多突出的表现。
比如“三反五反”中揭发斗争，“抗美援朝”中积极捐献，“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更突出的是，在六三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坚决割“资产阶级尾巴”，要将南京爷爷的房产交公。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大伯和奶奶才同意了他的革命行动。由于他的行为超前（“四清”运动中没有没收房产的任务），当地的房管部门起初还嫌多事，不愿意接收；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打了一个收条。
他多次兴冲冲地向家里人宣布，他已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党支部书记已和他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谈话；但直到割完了“资产阶级尾巴”，他也未能入党。
真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六． 下 乡
农校还经常组织我们下乡劳动。
三年级时，我们到房山县的窦店村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
三夏劳动当时又称为“三夏战斗”，从六月上中旬开始，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任务是必须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麦子的收获、脱粒、扬场，以及玉米的套种、耕、耪等一系列田间管理。这一切全凭体力劳作，又值气候炎热，所以劳动强度非常大，比秋收劳动还要艰苦。
我们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在夜色朦胧中向麦田进发。收麦子有两种方式，镰刀割或用手拔。手拔虽比镰刀割慢些，但地里不留茬子，可以省掉翻麦茬的工序。
拔麦子看似简单，其实如练武功一样，一招一式马虎不得，否则要吃大苦头。
生产队长先给我们示范：两手抓住一把麦子，前腿绷，后腿弓，用腰和腿带动全身向后发力；不能仅用胳膊的力量拽，那样的话不到半天胳膊就得累肿了。手抓麦子也要松紧适度，不能在手里打滑，要不然手打泡不说，干黄的麦叶像小锉刀一样，能把手掌心割出一条一条的血道子。
就在那次劳动中，我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后来到吃药也吐，喝水也吐。昏昏沉沉中感觉到有人把我抬上了马车，一路摇摇晃晃地送到了医院。我在长辛店医院也不知住了多少天，终于能喝粥而不吐了，生产队的马车又把我接了回去。
回到我们住的老乡家，我浑身无力，肚子开始有了饿的感觉。一位大妈端着一碗面走了过来：
“你准饿了，来，把这碗面吃了！”
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是热腾腾的一大碗挂面，里面卧着两个鼓鼓的鸡蛋，面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香油，绿的白的葱花点缀其中，香味扑鼻。我呆呆地看着这碗面，舍不得下筷子。
我们住在老乡家，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也知道做这样一碗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从一家是很难凑齐这些东西的，必是这家奉献出准备招待亲戚的挂面，那家拿出珍藏几年的香油，再从篮子里掏出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那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
大妈温和地笑着：
“吃吧，吃吧！唉…， 你们城里的孩子哪受过这苦哟！”
我这个“城里的孩子”真没想到，在农村人的家里能得到如此的厚爱，能消受这样的福。
农校的学制是四年，四年级时有半年的时间下乡实习。实习的内容一是搞田间实验，二是访贫问苦，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农校体力劳动多，为劳动力易于分配，是男女分班，但实习小组是男女生搭配的。一个村是一个实习组，男女组长各一，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实习的地方是房山县的周庄。
我们组有二十来人，分几处住在老乡家里，除田间调查记录外，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社员家吃“派饭”。所谓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指派到各家去吃饭，一家轮一个星期，当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每天给四毛钱，饭菜由各家自行料理。朴实的农民会拿尽可能好的饭菜招待我们。
好，是指能吃“干”的。六五年的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中午能吃上棒子面贴饼子、窝头，早晚有棒馇子粥喝，即“两稀一干”，就很不错了。如早晚还能搭配点干的，那就是非常的不错了。如果运气好，碰上劳动力多，粮食分配得多的人家，也会招待你一次白面烙饼；要是碰上困难的家庭，三顿饭可能都是以稀的为主，那也没办法。至于菜，是以自制的咸菜为主，等地里能见绿了，便有拌葱，拌黄瓜之类。
农村的生活艰苦，这我们有思想准备。
我们和老乡相处和谐。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劳动之余还要帮老乡挑水，推碾子，喂猪。晚上分头到老乡家走访，聊一聊解放前的生活情况，今昔对比，叫做“访贫问苦”。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劳动间隙回住处拿东西，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香味。一进门，就看见房东老夫妻俩在紧张地吃着什么，锅里还有冒着热气的粉条和几块肉皮。见我们进来，他们很尴尬，也有些慌乱。我们意识到撞上了不该看到的场面，拿了东西赶忙离去。
以前也听说过“派饭”的人家吃“偏食”的事，没承想真让我们遇到了。
那“肉皮炖粉条”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可那一对老人的神态，却像印章一样，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法忘记他们那惊慌的眼神，那眼神中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歉仄和羞愧。
其实他们完全不必那样，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东西，何错之有。那是物质紧缺的年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分享。
可他们在现实的无奈中还是感到了不安。
多么善良忠厚的一对老人！
后来有一天，在村头分派农活的地方，生产队长站在高处，对社员们大声训话：
“咱们队里，有的人，学生分到家里吃派饭，可他们没良心！自个儿吃一样，学生吃一样！留着干的，好的，不给学生吃，留着自个儿吃！我告诉你们说，这可缺了大德啦！赶明儿养活孩子没屁眼儿！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你们自个儿家的孩子，出门在外的，能这么待他们吗！……”
生产队长荤的素的一块儿抡。
但他讲的，却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圣人之道。
我当时就想，真该让家里那几个“缺了大德”的人也来听听。
有几家“访贫问苦”的对象因为经常去，与我们关系很熟。靠村东头的一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个子高，性格开朗，老人家天天到队里干活，推起小车跟小伙子一样。不论他的儿孙怎么劝，也不肯在家里闲呆着。他跟我们说：
“我一天不干活就非得病不可，他们不让我干活，简直就是盼我死！”
后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躺在炕上，伸出粗糙枯瘦的大手握住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颤巍巍地说：
“常无敌，下辈子见啦！…”
没有悲戚，他说得很从容。
第二天他就过世了。
我们全组同学到他家里去吊唁。按当地的习俗，他的长子披麻带孝，在门前施叩拜的大礼。
我们在他的棺材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可敬的老人！终生劳作，死而后已，这就是养育我们的农民。
从农校毕业至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