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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夏日草记。”
整整齐齐的小楷一丝不苟，看着这封没有任何有关旧事重提的信，我眼前出现了父亲在昏暗的扬水站小屋里，油灯下头戴花镜，捏着毛笔认真地给我写信的情形。看到这里，我的泪水扑簌扑簌地落下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那年秋天吧，父亲又一次让人送了一封信过来，他大致说了一遍以前说过的话。依他的性格，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十分地难能可贵。于是我的内心有些动摇。我决定给他回信一封，在信中问起当年的事，并要求他亲口告诉我那都是真的。
很快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回信简短，他是这么写的：
“国平吾儿见字如面：
家中诸事，你已全然获晓。然为父当初并无瞒你之意，实想待你长大成人，再一一相告。怎料事变世迁，东流不再，现一一如实相告。
吾儿信中所言之事，皆是事实。想为父当年一时糊涂，酿此大祸。为父予此事不求申辩，只求能以罪代过，人生之路长也，愿你不必因此过于计较。当年之事为父实非得以。
望你三思。
另，你母日日病重，盼你速速归家探望。你应时时想到乳母养你成人甚是不易。切记不管身到何时，你永是我滕氏子孙。
父，夤夜所书”
后来，陆续又有几次通信，他每次都着重说了一些诸如“自己来日无多”……之类的话。这让我心里觉得很难过。因他毕竟是对我有恩之人。于是，我写下一首《秋夜绝句》回寄给他：
西风凋树夜阑干，
东园谢烛眼望天。
飒飒秋风为谁起，
翩翩黄叶落窗前。
云开可解星射斗，
雾浓焉知月非圆。
早知今日非昨日，
便向经年似来年。
想了想，我又把尾联第一句小改一下，将它变作：“只待今日去昨日，便向经年似来年。”
后来听母亲说，子骏告诉她，当收到我的回信，父亲激动了大半天。他一个人拿着那封信像个孩子似的不停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后来，他把那封信贴到了墙上，一天到晚地看个不停。
就在给父亲的信刚刚寄去，又发生了一件与当年那两封信有关的事。
有一天傍晚，管教干部带着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到东园。管教干部告诉我他们来自青城市革委会，需要调查材料。年老的拿出一封关慎行写给我的亲笔信。
看到来信，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已经做了青城市革委会的二把手。他在信中说：“……我的朋友，该到了为你报仇的时候了。请你交出你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两封信，如此事属实……马上与滕家脱离关系，你将脱离目前境况……”
我冷眼看了看来人，说：“你们回去告诉关主任，问问他是不是记错了。”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的啪地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我骂道：“滕国平，你嚣张什么！对你这种死不悔改的东西看来根本就不能使用仁慈！”
说着，他怒不可遏地挥起了拳头。这时，年长的戴着红袖章的人拦住了他，说：“算了，你忘了关主任是怎么交待的吗？对滕国平我们要讲政策。”
年轻人不再说话。看来我的朋友对他的手下是交待了一番的。红袖章问我：“滕国平，那你说，滕文正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不是他的受害者？”
我看了看他，把头转向别处：“无可奉告。”
“我让你再嚣张！”不等红袖章反应过来，做笔录的年轻人抬手给了我重重一拳。那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右腮边。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支持不住便一头趴在桌子上。直到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一次整整衣服，坐正。
我呆呆地盯着这个跟我儿子差不多少的的孩子，又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畜生！”
这个年轻人再次挥起拳头，他又要动手了。
我从嘴里吐出一滩血水，一只手撑着桌子，两眼死死地盯着他。也许是我眼里喷出的仇恨之火灼痛了他吧，他的拳头竟停在空中不动了。
看着这个无知的孩子，我心底生出无限的悲哀。会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他们还没来得及知道什么是生活就开始从事这罪恶的行径：把对别人的伤害当作特权，并以此为荣？他随意地抬手打人，随心所欲地为侵犯别人而无动于衷，他们丝毫不把对别人的伤害当作一回事，更让人觉得可怕的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力量还在不断滋长着。
“你再好好想想吧，”红袖章对我说，“明天我们再找你。”
二人走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知道，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已经让他够受的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想整他苦于找不到证据。如果交出这两封信，仅凭它们就已足够将父亲打入无底深狱。可是，我又想，这应该是我用来对付自己父亲的手段么？可是，我不是一直在盼着这一天能尽快到来么？
想了想，我马上就否定了把那两封信交出去的想法。我们之间虽然有着不可化解的的仇恨，但我不喜欢像我的朋友关慎行这种做事的方式。也不知为什么，从这一刻开始，我突然觉得这个姓关的人永远似乎都不会再是我的朋友了。我想，是他的做法伤害了我。一个人要想去战胜另外一个人，要想报仇，一定要用一种自己喜欢的而且必须是光明正大的方式，而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对别人落井下石；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非常爱我的母亲。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不敢想象：如果把这两封信交出去，它会对母亲的心灵造成多大伤害。虽然我非她亲生，但她倾心于我的爱胜过了任何一个人。我不忍心让她承受失去丈夫的痛苦，更不想让她因我生出养虎为患的悲哀。
这让我想起弗郎西斯&；#8226；培根的那句著名的话：“有仇不报是一个人应当骄傲之事。”当这种念头上来，我决定一定要做一个英雄。虽然报仇心切，但我报仇的方式绝不会是这个样子。实在害怕有一天会坚持不住，于是，就偷偷回到城市把那两封信烧了。
我又想起想起了这件事。又是那两封信。这时我才明白它们对我的意义，也许这就是它们的意义吧。
关于那两封信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道破。它们对父亲来说几乎成为一个劫数，但他却在不知不觉间躲过去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些与你相关或无关的，你享受着它的后果，却未必一定知道真相。就像我知道父亲曾杀死我一家十七口人，我为此痛苦半生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是，转念想一想，它究竟为什么这样很重要么？
当年，就是想到这里，我才突然生出了回心转意，并与父亲同修于好的想法。
应该说，尽管人生态度可以决定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但他也必须找到一个相信自己并说服自己的理由。父亲尽管在当年心灰意冷，看淡一切，但据他所说，是我那封信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就是在那一年，母亲死了，我在下放与工作间走走停停，身无定所。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正是他最困难最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刚刚被革命委员会宣布“双开”。对一个像他这样的，曾为革命胜利付出过很大代价的老革命者，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是一种可想而知的打击。不过，托人送到他手上的我那封信让他看到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希望。这是他在回忆中亲口对我们说的。
“如果没有行健那封信，也许我就活不下去了。再想想，想想远在天边的秀林，想想子骏，还有知非，宛晴，你们都还没有长大。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的。如果这样死了，我以前所受的苦，所有这一切都浪费了。”
当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随着政治风波的起起落落，父亲的价值被一次次推翻，又一次次重立，但他都保持了绝对的冷静。他最后一次被打倒是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被莫须有地批评为“有一些老干部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想做”。而此时看惯人生风云的他早已宠辱不惊，并把类似东西看得无关紧要了。所以，直到如今他也没有再恢复党籍的打算。
晚年的父亲成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文革那几年，他一个人静静地住在大运河畔日本人留下来的扬水站小屋里，通过对《道德经》的研究，真正懂得了人这一生究竟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心境。他知道了，举凡世间诸事均不必执著不必强求的道理，从而由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渐渐成为一名信奉道家“无为”的信徒；再后来，经历过文革的大灾大难之后，又在无意间读起和尚当年留给秀林的几本佛经，他慢慢地发现，人生只不过只是一个苦难的轮回，要想自己能活得心安理得应该多行善事才对。这时，已经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