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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冷地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而且，一个人自食其言很不光彩。”
“你要想想呀，孩子，”外祖父摸着他膝旁我低垂的头，说道：“你应该知道，这些年来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外公没有为此做出什么，但我知道它是由很多像你父亲一样的人做出来的，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唉！现在看看，也许当年他一时意气用事，可我相信，如非迫不得已他也不会那么做。你应该知道他是为了革命呀，孩子。”
“革命？”我喃喃自语道。如果按外公所说，那都是革命的错了？这样一来，我真不知道应该去恨谁了。
“把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孩子，你记着，我们不能因为个人恩怨活着。”
这时，我发现他浑黄的老眼里也哗哗地流出了泪水。
“孩子，这对你来说也许是很难的”，他接着说：“可是，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要忍受许多别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秀林的出国已经让他够伤心的了。还有，你母亲，这些年她也很不容易。”
说着，外祖父又拍了拍我的头：“孩子，你要学会坚强，要活得像个男人。”
我点了点头，“他的养育之恩我会终生不忘。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您老人家就当可怜可怜我，告诉我，我到底是哪个孩子？”
外祖父说：“秀林本是你四伯父家的。”
“你是说，是我一家十七口……”
外祖父闭上眼睛，点点头。
突然之间，我感到心头那无边的悲愤好象一下子变得都没有了。当悲伤真正来临时，我反倒觉得没什么了。但我知道，一个人不再感到悲伤才是他最大的悲伤。与此同时，却对这些年来的生活好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我突然明白，这些年来自己活得是那么地无知与浮浅。同样我还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他会因为不知道某些东西而活得心安理得。
回到镇上的我在万念俱灰之际记起了俞白曾对我说的话，便来到郭家老号。郭子雨先生一如故人般听我讲完病情，把过脉，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直到我跟他讲起了很多年前他曾经给我下过一副方子时，才勾起他对往事无尽的回忆。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若有所思地拈着胡子笑了笑说，“那时候，你也就六七岁吧，我记着是下过这么一个方子的，让我好好想想。”
说着，他在柜台后面站起来，背着手走来走去。
当他又坐回柜台后面去的时候，我问像我这种病到底有没有根除的方子。他一边提着毛笔写着什么，一边笑着说：“当年我不是说过么，对了，那时你还小，可能不记得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如果能找到忘忧草，你这病就能治了。”
“除非你找到忘忧草”，说到这里，他认真地看着我，又特别地强调了一下。
放下毛笔，他回身拿起一个光滑的红铜称盘，拉开一道道小抽屉，将药一点点取出来，倒在草纸上。
“郭先生的意思是说我这病无药可治么？”
“那也未必”，郭子雨转过身来，缓缓地用手扣打着油亮可鉴的重枣木柜台，说。“汤熨只能安神补气，调和阴阳，并非根本。久用则不灵，故不可久用。你应该知道，它只能医治你身受之苦，却无法医治你心灵之痛。治标不治本等于未冶。要想治好你的病，除非从根本入手。你所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要用心药医。要想根治你必须首先要做到心中无忧。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心中已经满布忧患。既是这样，那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忘忧’的方法了。可这又谈何容易？你应该明白我说的忘忧草是什么意思了吧。真正的灵丹妙药在人的心里，这方药是可遇不可求的。”
“慢慢补吧，”他接着说，“其实，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曹孟德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李太白却说‘举杯销愁愁更愁’。后人总是胜于前人，这说明借酒销愁是错误的。酒解不了，药也解不了，看来只有文解了。你看看这个……”
说着，他递来一张纸。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的是一段文字。
“《解忧》：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曹孟德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李太白说‘乱我心者今日之事多烦忧’；范侍郎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稼轩说‘位卑未敢忘国忧’；《道德经》亦有‘绝学无忧’之说；另亦有‘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之说；还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等等，世人所忧，盖源于此。……”
看到这里，我点点头。
这时，郭先生慢慢地说：“平时，多看些释家经文，玄家的也可以，不要总去想那些累人的事情，可这……”他又轻轻摇了摇头，回过身来说：“这对你们这些读书人来说又谈何容易呢？还是辛稼轩说的对呀，‘位卑未敢忘国忧’……”
“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笑了笑说。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下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欤，微斯人，吾谁与归？你们家里代代都有一个忧国忧民之人，你祖父升庭公，你父亲承训先生，还有你，哪个不是身忧天下呢？这都是命定的呀！忧国之忧国亦忧其忧，乐国之乐国亦乐其乐，这才是真正的大儒呀。这方子下得不好，不过，多看看总是有益无害。”
我知道他指的是他给我写下的那段《解忧》。从郭家老号出来，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郭子雨先生真是知病善治，他一下点中了我的病灶所处。找到病因与被人说中的兴奋，就像无意间得到了某种应证。我怅然地走在镇上，那感觉就像突然间忘却了盘桓于心头那旷日持久的忧伤。
也许父亲已经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听说我回到镇上到办公室找他，然后又匆匆回到镇上，他忙从青城赶回镇上来看我。
那个冬天的父亲身着一袭深色的中山装，胡子拉茬，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他面色很难看，看起来就像一个农民。围着一件深灰的羊毛围巾，他一边搓着冻得发红的手，一边哈着白气走进家门。
我坐在原地，并没有起来。这让他愣了愣，不过，他很快就看着我，笑了。
我没有说话，用眼睛直瞪瞪地盯着他。他在方桌边的高背椅子上坐下来。
我低下头，咬咬嘴唇。
他慢慢地说：“孩子，你长大了。”
我望着他一头白发，突然抬起头，冷冷地问：“革命已经胜利这么多年，你是否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呢？”
他挥起在空中的手倏地一沉，随即笑了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我发现呀，一个人活着，如果能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知道他那藏头缩尾的的话里所包含的内容，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为保存青城的经济做出了很大努力。他的看法是不管怎么说应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国家的目的。一个国家不能因为脱离贫困而制造出更多的穷人。
“你这么说，难道就没有感到一点点言不由衷？”我冷冷地问道。
“这些年，该尽的心都尽到了。我知道，你很看不起我委曲求全。我是在想，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应该想办法因为自己的存在让别人少受一些痛苦，让国家少走一些弯路。我们不能总是坐在一起去空谈某种主义，或者去研究某种信仰，那样，那样其实是很不实际的。”
“哼，你倒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
“是啊，”他像是全然没有听出我话里的锋芒似的怊然地笑着。“想想吧，我们难道不应该从实际出发么？当然，我们都是一些基层干部，像你们做的那些工作也很重要。但我想，不是也得有人来做这些具体的工作么。”
我又一次冷冷地对他说：“十年前，张名臣也是在做具体工作。”
说到这里，我看到父亲的笑噎在喉咙里，他半伸着的手突然僵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舒了一口气说：“算了，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它了。”
“那，谁为我一家十七口的生命负责？”我狠狠瞪着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看到父亲在那一霎那面如死灰。他强烈地抖动了一下，随即，坐在椅子上整个身子都软了下来。
我寸步不让地说：“你看着我的眼睛。”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的母亲呜呜地哭了。父亲看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先出去。”
母亲坐着没动。父亲不耐烦地喝道：“我让你先出去！”
这时，母亲看了看我，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