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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来回顾这段往事，便很清楚了。当年我对这条有关“能量守恒原理”之所以产生了刻骨的共鸣，估计有以下原因：
Ａ． 社会政治（表层）原因。
反右后的北大，什么都是动荡的，人心没有了安全、稳定感。也没有了确定性。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特别渴望攀附到一块坚固的岩石。
我想起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之后，必然是佛教思潮盛行之日。对于我，数学、物理学绝对有效的真理（如能量守恒原理）便成了佛教的代用品。面对外界环境对人的压抑，这个代用品于我有保持心灵独立的功能。
Ｂ． 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深层原因。
“我崇拜，故我在”（5）
这比前一个原因要深层得多。即使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这个原因，这一追求，这一根本的动机，依然不会消失，永远会在那里起持久的作用。
事实上，探求能量守恒原理也正好构成了普朗克漫长科学研究道路的出发点。它之所以“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少年普朗克的心坎，是因为他从此开始发现了“自我”，渐渐寻找到了“精神家园”，获得了一种为之而生和为之而死的科学信念（这是宗教信念的代用
品）：
追寻那些独立于我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存在的、绝对有效的普遍世界规律。
这就是“从相对到绝对”。（Ｖｏ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 Ｚｕｍ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１９２４年普朗克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篇讲演，题目便是这个标题。对千百万大众，寺庙、教学里的建筑空间是他们皈依的宗教；对极少数人，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包括禅宗）才是走近上帝的地方。分清这一点是我的觉悟，标志了我开始走向成熟。
１９５８年深秋去中关村拜访林书闵对于我的进一步成长是一件重大的事，它和温德先生家的音乐“第一课”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两位先生是无心，我则是有意。
当时林先生告诉我，他翻译《普朗克科学自传》这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付给他四五百元稿费。这相当于我三年的助学金总数。听后我记得我没有为此动心，并没有受到什么诱惑。而对我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只有这两样永恒的东西：
德国民歌；
普朗克的科学道路，以及物理学同哲学的关系。
今天，这两样东西还在我的血管里日夜涌动。
当年我没有被稿费所动，说明我这个人的本质，说明我是“立志要高，不要卑”。——今天我仍然为我青年时代的这一选择和追求而自豪。
从中关村林先生家走出来，我发觉我追求的对象是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是从相对逼近绝对，是爱绝对。（Ｔｈｉｓ Ｌｏ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这爱胜过名利地位。这爱在本质上是爱上帝。这爱铸造了我一生，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铸造。没有这爱，我的内心堡垒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为此，我要感谢林先生，尽管他没有直接教给我什么，但普朗克这个名字却是我从他那里知道的。这也就够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和领悟。中国古人有言：
“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
看来，我是以神听了，所以能听到骨子、血液里去。我读书，尽量做到三步到位：；眼到、心到、神到。
林先生家有两张唱片是温德家没有的：
Ａ． 一首英文歌《意大利花园》（Ｉｔａｌｙ Ｇａｒｄｅｎ），吉他伴奏，女低音，很煽情，很有磁性。开头一句是：
Ｃｏｍｅ ｔｏ Ｍｙ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ｔａｌｙ…… Ｉ ａｍ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ｙｏｕ ……（来到我的意大利花园……我正等着你……）
是１９世纪末的一首情歌，非常美。
有一回深夜我经过未名湖，用口哨吹着这首歌的旋律。第二天奥地利老师蔡司贝格在课后问我：
“昨天夜里有人用口哨在未名湖吹《Ｉｔａｌｙ Ｇａｒｄｅｎ》，整个湖边周围都能听到，很好听，我估计是你……年青的时候，我在维也纳咖啡馆经常听它，我非常喜欢这首曲子，只是多年不听了。”
Ｂ． 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小提琴曲）。
１９５９年早春，林先生为我放这首乐曲，我的血液马上被煽动起来了，说：“把窗子打开，让春天进来！”
其实北京的早春还很冷。４４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能记得我当年发自内心的这句感叹。
今天，我家的音响设备由于科技进步，比温德、林书闵先生家的音响不知要先进多少倍，但我忘不了朗润园和中关村两地的管弦和歌唱。早年，我的音乐教育主要来自这两处，第三处便是北大钢琴社。好几架钢琴散落在校内好几处。
我经常去两处练习：未名湖畔室内体育馆楼梯底下有间仅５平米的斗室；生物系大楼背后有几间屋，那里也有一架钢琴。
我断断续续只弹了一年的“拜耳”谱子，没有固定老师指导。我多么想把《少年的祈祷》和柴氏的《六月船歌》弹下来，即使是结结巴巴也好！但我的基本功不够，我的技巧够不着。政治运动太多，无法安下心来练习是主要原因。总之，没有掌握钢琴这种乐器成了我终生的憾事。幸好，我还有一些识谱能力。所以在音乐领域，我只是一个铁杆业余爱好者，偏重对音乐哲学和音乐美学进行思考。幸好，我听得多，几乎听了一辈子。古人说：“能观千剑则识剑。”
听音乐如同读书：听百遍，义自见。又是中国古人所言：“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
《颜氏家训》告诫：“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要以我用书，勿为书所绊。”——从北大始，我同音乐世界便是这层关系。
１９６１年８月我毕业离校，林先生也调到第二外语学院。地点在东郊，建国门外，离中关村很远。先生每天骑车，来回在路上就要四五个小时。冬天他仍习惯戴顶大草帽，给人怪诞印象。文革他也挨批斗。我问过他的遭遇。他只吐出了三个字：“被毒打！”
“我崇拜，故我在”（6）
他们搬了家，从中关村搬到成府，地处清华正门和北大后门之间地带，屋子比较破旧。我只去过一次。唱机和钢琴早已不知去向。估计被红卫兵扫四旧扫掉了！
我为那些唱片而惋惜。那是革文化的命，天大的罪。
林先生有６个儿子。个个都很聪明，能说会道，不像他们的爸。老大读中央美院附中，
后来听说去了美国。
又是听说，七十年代末林先生自杀身亡。原因不详。估计是性格造成的。内心和外部世界不可调和的冲突，加上厌世，才走上了绝路。
他悲观厌世的日子，正是拨乱反正、国家和民族开始有转机和有起色的黎明。他走得不是时候。他挺过了“被毒打”，却在黎明曙光照耀中华大地的时候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好听的音乐并没有留住他！他理应把普朗克一些物理哲学论文翻译出来，照亮青年一代的道路。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其实我们很少谈心。他不善言谈。他的译文同样结结巴巴，但方格子里面的一个个汉字却写得非常工整，有如刻出来一般，是标准的一丝不苟，令我敬佩，尽管我最后没有走上翻译的道路。
他译完了《热力学讲义》这部世界名著，对普朗克的这些著作，爱因斯坦的评价是：“这些书都是物理学文献中的杰作。没有一个物理学家的藏书室可以没有这些书。在这些书中普朗克把自己的大部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概括进去了，并使他的同行都能看懂。”林先生的译稿没有付印。我见过他的译稿，里面的数学物理公式写得尤其规范。
普朗克和他的译者都走了，这些公式还活着。即使是有朝一日地球上连一个人都没有，人类已经绝迹，热力学的数学物理公式依旧会有效。——普朗克多次提到这一点，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在我眼里，研究物理学是走近永恒，是“朝圣”。这才是普朗克的论著给我最大的启蒙。
三、 普朗克和他的量子物理学世界
从林先生家出来的第二天，我便一头栽进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室。我受不了普朗克的诱惑。北大６年，是我受诱惑的６年。有诱惑的人生才值得一过。普朗克和有关他的论著卡片总共有４０多张。这又一次加深了我对北大图书馆的热爱和眷恋。因为它能最大满足我对“哲学世界观”的追求。即便有的书是北大没有的，也可以通过馆际从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来。
只要把条子递上去，第三天即可到我手中。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