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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来自枞阳的护士在我们这儿,我与她聊起来。看上去,她二十一、二岁的样子,我以为是刚分配来的。“你这么年轻在医院当护士真不容易。”我说:“你大概二十一、二岁吧,比我侄女还小呀。”她只是微笑,告诉我们,她今年二十八岁了,我与母亲有点不信,一直认为她过得好。
清洁工早上拖地,母亲与她聊起来,清洁工说她是一家单位的下岗工人,在医院打工,每天的任务是拖地,另外还要做些其他的活。通过与清洁工聊天,我还得知三十多年前用水困难的故事,那时用水凭票,排长队,这些,虽然我都经历过,早已忘了,经清洁工一提示,我记忆犹新。
这里的医生、护士、清洁工与病人零距离的亲切交流,增进了相互间的友情。
石碑
倘若走在乡间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常常会被路中的石碑拦住去处,一种不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处在进退两难之间。路中遇有石碑拦道,跨越穿行乃是人们惟一的选择,像这些路中有碑、碑中有碑的小路惟有乡下随处可见,这种现象江南极为普遍。如今,我仍然不明白,这些横插在路中央的石碑究竟起何作用,我蹊跷。
近日,有幸到乡下走走,我仍然不忘那乡村路上的石碑,并且留意起石碑。随着大片的良田被开发,村村通道路,显然乡村里的石碑已经不多了,随处可见的是赶街忙碌的农夫、整片整片的楼群。忽然,一块石碑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的双眼一亮,又见石碑了,我便绕有兴趣地仔细端详。
这块石碑经过岁月的磨耗,虽然残存,已面目全非,它由两块石碑垒成,大小不一,一块石片石,一块坟碑拼凑而成,其中一块石碑被他人人为的拦腰折断,断裂处愈加显得锋芒,齐膝高,似一道栅栏。记得童年的时候,越过这样高的石碑,十分吃力,通常是爬着越过,或是大人抱着过去的。如今,真得遇上路中坟碑时,如何面对,我首先想到了绕碑而行。望着小路石碑两旁流淌的欢快的小溪,我反复尝试,却无法绕过,于是,我便选择了绕道而行。
此时,乡村石碑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便对路中的石碑关心多了,多了些思考,迫切地想知道其中的答案。已近黄昏,迎面来了一位挑担子的白发苍苍老人,我向他打听石碑,他头摇向象拔浪鼓,流露出一种的无奈样子。在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时,我揣测,这些石碑或许是村与村的分界线,或许是用来挡住畜口进入庄稼的缘故吧。
糖葫芦
不是我,而是他,一位从乡下进城的农民,在城里卖起了糖葫芦。与他相识,缘自于一次偶然地吃他制作的糖葫芦。
三十年前,我下放不久,回城探亲,在我家的屋后,有位农民打扮的男子,他的肩扛着一根竹杆子,上面打着草垛,草垛上插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糖葫芦按大小排列穿在竹签子上,外面裹着晶莹透明。“喂,小青年,买一个尝尝。”他要我买糖葫芦呢。“你当我是孩子。”我没好气地朝他瞪白眼。“我这糖葫芦的味道很特别,不买也行,那我送你一个怎样?”说着,他从肩上放下竹杆子,从草垛上摘下一个递给我,无功不受禄,我怎么好意思不花钱吃一个陌生人送给我的糖葫芦,我搜遍全身所有的口袋,却没找到一个子儿,无奈,当我接过他递给我的糖葫芦时,我感到惊讶,糖葫芦的味道果真像他所言,一口咬下去,我才发现,不是山楂果,而是一个苹果,其味真得赛过活神仙。
有年冬天,外面气候低下,我正在屋里睡午觉,屋子的木板门被击得轰轰响,父母又不在家,我从门缝里看清是卖糖葫芦的。“是我,小青年,外面天气冷,冻得慌,讨口热水喝。”只见他肩杠着糖葫芦,一手将瓷杯递给我,看得出,他的脸庞发白。我知道,室外温度低下,他一个上午叫卖糖葫芦,可能支撑不住了,我便在白开水里稍加些红糖,给他暖和暖和身子。当我将糖水递他时,他头往后一仰,即刻喝得杯底朝天。“你在城里卖糖葫芦,一天能挣多少银子?”我与他聊起天来。“每天最多也能挣它个三元钱。”三元钱?我有点不信,比我在乡下挣工分要强的多,我想,如果他挣不到这些钱,能在城里待下来吗。以后几趟回城,却很少见到他了,再也没有吃到他制作的糖葫芦。他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地淡忘了。
时过境迁,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当我搬到新的住宅小区时,一天,不经意中,碰见了卖糖葫芦的,只是他旁边多了一位老太太,如今的他瘦削的脸,面色黝黑,淡淡的眉毛下,一双慈善眼睛炯炯有神,只是他无法认识我了,我向他提起三十年前的事时,他终于记起来了:“你现在发福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发胖了。“哈,哈,几十年不见,你老肩杠糖葫芦,挨家挨户地叫卖,现在居然发财了,还在城里买房定居。”旁边的老太太忙打断我的话:“老头子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卖过糖葫芦了,我们一家是落实政策后,举家返城的。”老妇人一席话,让我陷入沉思,看我疑惑不解的样子,她说:“文革时期,他曾在公社革委会当差,因写错了一句话,被强制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老头子一向身体较弱,体力活干不了,后来,经艺人指点,他学会了制作糖葫芦,所制作的糖葫芦远近闻名。”“要不是她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也不会有我今天的幸福的生活。”卖糖葫芦的显得有些激动,他牵着老太太的手朝着远处的花园去了。
风雨兼程四十载
1966年以前,铜陵没有一家托儿所,更谈不上办幼儿园了。时值轰轰烈烈的文革,人们忙着搞运动,无瑕顾及家中的孩子,铜陵特区人委愁着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无人带,非常焦急,这时,人委附近四位没有工作的年轻女子找我商议,要为人委的同志分忧,帮他们带带孩子,我并不反对,表示愿意帮忙。得知我们要为人委的工作人员带孩子,人委非常支持,考虑到工作人员忙,便自筹资金,兴办托儿所。
在办托儿所的过程中,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便是场地。开始,人委招待所让出一间房子让我们带孩子,后来,孩子多了,出现拥挤,加上来来往往的人,怕影响工作,很不方便,巧的是离人委不远处有一幢平屋食堂(现在邮电局的后面)正要搬出,人委的同志主动与他们磋商,将食堂空出后办起了铜陵第一家托儿所。
为加强托儿所的工作力度,很快,人委又从孤儿院调来一位面容祥和、待人热心、年过半百的张芝玉,由她出任托儿所主任。张芝玉是一位老红军的妻子,北方人,她待人非常善良,受到我们的崇敬。我们在一起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她的到来,很快就把托儿所办得红红火火。不久,张主任便发现孩子们睡的摇窝不够用,她就从孤儿院借来二十多个摇窝,这样,条件渐渐地得到改善,受到人委领导的表扬。很快,原先只照顾本家子弟的托儿所,一下子在附近传开了,有点经济条件的老百姓都要将孩子送到托儿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对外招生的,但是,更多的人送不起孩子来托儿所。
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很多方面还是满足不了家长要求。托儿所规模小,条件差,没有食堂,孩子吃的中餐都是家长从自家带来的,考虑到孩子多,容易出错,我们将每个孩子带来的鸡蛋、玉米、馒头、大米袋子都做上记号,写上名字,生怕出现差错。冰天雪地的日子,孩子们怕冷,我们就烧木炭为他们取暖,尽量不让孩子挨冻。我们自己中餐吃得,也是从家里带来的。孩子多了,保育员没有增加,每天吃中餐的时候,我们几个就轮换着吃。
一年半后,小朋友更多了,原先的场地越来越不够用了,孩子在一起非常拥挤,经常出现孩子打架,抓破脸的现象,看到这种情况,人委决定将托儿所搬迁到现在的教委对面。人委这一举措,也正是看中了现在教委对面的一幢平房刚搬空,后来又盖了两幢平房,呈四合院,新的托儿所紧靠路边,交通方便了,小朋友陆续来了,规模也扩大了,不久,托儿所的名称仍然是铜陵特区人委托儿所,由张芝玉继续担任主任。
搬到新的地方后,托儿所四周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条件很差。屋前的操场上全是泥土,坑坑洼洼的,小朋友们就是在这样的操场上做操,开展活动的。遇到下雨天,这里便成了一片烂泥。看着屋前屋后一片泥土,没有一点生气,张主任就组织工作人员大兴植树造林,我们通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