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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希望在航天领域追赶苏联和美国。但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加上国民经济几乎滑到崩溃的边缘，中国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实现这样的雄心壮志。在那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外交往及国际市场力微乎其微。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空前高速增长与社会空前开放，才为中国的航天工程重新启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而中国航天业的发展又表现了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市场力。
还有，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也预示着国人的一种信心。它除了对国内的科技、政治、军事和经济有深远意义外，恐怕也会对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当年的“阿波罗计划”，除了刺激经济飞速增长，直接促成了20世纪若干重大技术的突破，使美国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导者，也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使他们更有冒险精神、更有科学和实践精神、更宽容地看待成败得失。而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源泉。
总之，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太空技术的新时代，而且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再起飞的里程碑。
（2003年10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6节 中国为何很快超过了印度
近几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印度又开始进入了国际关注的视野。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剑拔弩张、朱基总理印度之行、印度软件业抢滩中国，这些都表明，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不太受国人的注意的印度又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可以说，莫说是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就是印度的软件生产基地“班达奈尔”其成功确实是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从1990～2000年的10年中，印度从无到有地建设了一个有40万雇员的庞大软件业，2000年该行业的产值为80亿美元，主要出口到美国。据《经济学家》报道，全世界“千年虫”软件工程的相当大部分工作是由印度软件人员完成的。目前，印度软件业正逐年扩张着它在美国数百家大公司“办公室数字化”市场的份额。但是，印度新经济迅速发展并没有支撑起整个印度经济的现代化，印度社会的积弱与贫穷仍然是它的主要特征。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撰文指出，印度面对着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印度不进行全面改革，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中国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中国一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短短的20年里，早就把印度远远地抛在后面。不要说那些迅速崛起的沿海城市，如深圳、上海及北京等，也不要说珠江三角洲那富饶的农村，就是与中国农村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凤凰卫视所播放的印度市民及农民的现况，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尽管中国的农村不少地方与香港地区相比并不是那样富裕，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不会有多大问题，而印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印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称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十分明显，而且现实的经济环境使得这种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印度，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如发电能力尽管总量与英法相差无几，但按人均计算仅为英法的1/20。电力问题中国早已解决，印度则是城市频繁停电、生产用电不足。中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铁路星罗棋布、港口设施正在追赶国际水平，而印度的交通设施落后使得国外消费品无法进入这个国家，出口品则难以运出。而经常在新闻电视中所看到的印度情景是，一辆陈旧的大客车；车里车外满载着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交通运输之落后无以复加。
迄今为止，印度虽然有1亿多中产阶级，但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近2亿人每天的收入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极度贫困标准1美元。对许多穷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在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现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有近1000万人。还有，印度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0年来印度农村的民众生活根本没有多少改善）、国家财政亏空（财政赤字占GDP的7％）、外国在印度的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等。1998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仅为22亿美元，1999年26亿美元，2001年23亿美元，仅比越南多一点，而2000年中国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2001年中国获得468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这些都说明了印度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英语如此普及、现代民主政治较发达、现代法律体系及现代市场制度确立较早的印度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国家积贫积弱会如此严重？难道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吗？当然，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会是失之简单。其实，任何现代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都必须以既有的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转化为基础，离开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印度为什么会离现代经济社会那样远，可能与它不能从传统的种姓文化中走出关系极大。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沿袭数千年不变，等级森严的四大种姓制度不仅决定了个人通婚范围、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会道德生活的秩序及个人必须履行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决定了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来界定个人权利与义务，因此，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由于这种绝对种姓划分的世袭性，使得整个不同种姓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上下流动，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低种姓的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就是这种种姓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试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生活空间的社会里，民众有多少动机来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生活呢？
还有，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高于印度。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劳力成本要高于印度两倍。但是，无论是劳动密集产业，还是资本密集产业，为什么会有不少印度公司移设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印度。这是因为整个印度的官僚体系与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有利发展。比如，印度一家电子公司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电器产品，其生产成本要比在印度生产低40％。
在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不仅是国力的增强、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为国人致富提供了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当然，尽管国内政府对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限制与束缚仍然是无所不在，但不可否认，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张力却在茁壮中发展与延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印度正是在这点上与中国有天壤之别，使得它无法步上现代化经济之途。因此，在一个以身份界定权利的社会中，无论是人力资本及非人力资本都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
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20多年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并非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