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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的狱中生活
我进监狱的时候不到30岁，只有29岁。入狱后情绪不稳定，我想，无期徒刑那么长时间，我身体又不好，干活儿挺吃力的，连一点活的信心也没有。后来这里的领导找我谈心，慢慢就好点儿了。我在1988年被改判（应为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后来又减了两次刑，第一次是6个月，第二次减1年零3个月。可能是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吧。在监狱里，我弟弟和妹妹来看过我。我弟弟成家以后，我缺钱用就给他挂电话，我弟弟或弟妹就给送来。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现在就全靠他们两个人。我的两个小孩很少来，婆家人不让她们来，我让我姐去看她们，我姐说：“我给你们小孩买东西或给她们钱，你婆婆不要。也让我下次别去，我又不能跟她吵。我没法去了。”后来，我姐就不怎么去了。我姐还说，孩子很少提我，她们和我姐的关系也不好。我入狱时两个孩子跟她奶奶家呆了半年，后来就到她大伯家过，一家一个。她们都没怎么上学，大的念到小学五年级，小的8岁上学，9岁就休学了，没有人给交学费。听说现在俩孩子都结婚了，是她大伯做的主，没和我商量。大姑娘嫁得不远，就在我们一个村。小姑娘不是一个村，她才16岁，我猜是不是给卖给人家的。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干活儿又吃力，就得了这个毛病。现在我一上火就犯病，一个月犯一两次，犯的时候站不稳，老摔倒。吃点儿药一两天就好了。但我干活儿慢，手脚不好使。是坐月子时得的风湿病，我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又没人帮我忙，全靠自己，就着风了。那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到五月节用艾蒿水洗一下。在监狱里贴了风湿膏，也没见怎么好。
现在我在这儿干的活儿是包香皂盒。我包得比别人慢，有一只手没什么知觉，理解我的就照顾我，不理解的就说我。我也着急。我现在最大的为难是，孩子叫她奶奶说得也不给我来信。我出狱后没人养我，我女儿又不和我走动。我自己又有病，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婆婆家人对我有偏见，我不能住他们那儿了。我正愁呢，我想让我小女儿养我，又怕给她添麻烦。我是她母亲，她不能不养我，养了我又怕人笑话。她现在也不敢来看我。
点评：
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薛宁兰2001年3月中旬，沈阳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女子监狱管教大队的会见室里，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坐久了，还会感到寒气向周身袭来。已经在这所监狱服刑15年的翟玉琴被管教干部带来，很规矩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谈话时，我发现她不那么善谈，常常是问一句说一句。对当年杀夫的情境，她清楚地记着，却仍然是用简短的话语带过。或许多年的劳动改造，让十几年前受虐、杀夫的许多细节在记忆深处变得模糊、概念化了？不过，在她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还是捕捉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家庭“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以及今天它带给人们的警示。
翟玉琴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的山村。80年代初期，村里经常有夫妻打架或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丈夫打妻子被人们习以为常。如果妻子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对丈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有损他在整个社区中男性尊严和地位的事。因此，将所有怨恨与不满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是惟一能证明他男性威严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包括夫家人、娘家人以及邻居）不认为丈夫打妻子、虐杀女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将妻子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她生了女孩。就连受暴妇女本人也渐渐觉得自己有过错，幻想着为丈夫生一个男孩，来改变自己受暴的命运。
翟玉琴生活的山村，还是一个奉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法则的传统社区。面对丈夫多年的持续性暴力，翟玉琴寻求过离婚，但那只是许多受暴已婚妇女通常采取的无谓反抗。施暴的丈夫们不会轻易地让妻子摆脱他们的控制，当时的法律——1980年婚姻法，也没有在离婚问题上给予受暴一方必要的法律支持和救助。另一方面，80年代初期，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几乎没有建立。在家庭暴力问题上，当国际人权保护思想还没有广泛普及之前，整个社会的观念还深深受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一个弱女子，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在这种依旧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中“忍”。当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她又会去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时，社区中人们通常的解决办法对她起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引作用。要么自杀，要么杀他。翟玉琴选择了后者。促使并支持她这样做的信念就是“杀人偿命”。
叙述人胡凤玲
访谈人宋美娅徐翠香
访谈时间2001年8月25日访谈地点延庆县城胡凤玲家
录音整理宋美娅徐翠香
文稿编辑宋美娅我站在延庆县汽车站门口，等候县妇联李自平副主席。这时，一辆人力平板车拐了个弯停在我面前。愣怔间，李主席过来抓住了我的手，在她身后，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对我摆着手：“上车吧，上车吧。”“她就是你要找的胡凤玲。”李主席给我介绍。
胡凤玲，39岁，江苏人，从小没有上过学，现在经营小餐馆。她于1984年随夫来到延庆县，1992年开始遭受丈夫的暴力，1995年离婚。现在的她，白白胖胖的，一对半月形的金耳环很醒目，映着她红润的脸庞更加喜庆。她总是笑着，在她身上，一点儿看不到曾经受虐的痕迹。她和李主席闲聊中说，她新近刚买了一套商品房，正装修，她经营的小餐馆生意一直很好，都是回头客。可见胡凤玲的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都是挺不错的，这在我访问的受虐妇女中可是不多见。但胡凤玲走到今天，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访谈时，胡凤玲16岁的女儿王晶和李自平副主席也一起交谈。胡：说实在的，我跟她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伤心的。
我是江苏人，跟着她爸爸嫁到延庆来。我和我妈妈，母女两代人都是一样的命运，我妈妈就是受我爸爸的打，我们那时候不敢拉架，我爸爸特厉害，把我妈的头皮都揪掉了，到现在也没长上头发。我9岁时，我爸爸妈妈离了婚，我、我哥哥和我妹妹三个判给我爸爸，我姐姐和我弟弟判给我妈妈。后妈上我们家没多久，又生了两个小弟弟，我就整天哄小孩，洗衣服做饭，一天书都没念过，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念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个年代，离婚的很少，我们那一条街只有两家，一个是我叔辈的一个叔叔，再就是我爸爸。我们这些孩子出去都抬不起头，后来大了，老是干活儿、劳动，受点累其实都不算什么，主要是精神压力很大，我就是在这种压力下长大的。1979年，我18岁那年，后妈让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介绍到安徽，那个地方比我们江苏还穷，所以我不同意。到了阴历八月十六那天，我从江苏老家拿上钱上福建去了，我在福建有个二爷，跟我家里那爷爷是亲兄弟，在部队当兵，原来是孩子她爸爸那个部队的师长。我到那儿想当兵，爷爷说我没文化，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军工厂打工去了。
（孩子）她爸爸1981年上那边当兵，1982年我认识了他，也算是自由恋爱吧。他在部队是志愿兵，开车的。1984年跟他结婚就到这边来了。跟他结婚到了这边，那时候我在龙庆峡倒菜，卖点水果挣点钱，我们一直都过得挺好的，后来谁知道感情会发生变化。
结了婚我就留在这边，他还在部队，1985年生了王晶，他在外边当兵，我和婆婆一起住了5年，分家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分了380块钱外债。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一共有9个，他排行老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是1989年调回来的，在二道河部队炮团待了一年多，跟人家打架，然后就调到延庆武装部预备役团，呆了两年多，这才转业。1993年转业到了财政局，1993年3月去的，7月办成手续，到年底他就变了，也不回家了，我下班回来，孩子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后来我就说：“你不管我的事，也得管管孩子，你看孩子多可怜。小的时候，你不在家，现在你回来了，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实在照顾不了，在不影响你工作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