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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司法实践很重视施暴人发出的死亡威胁，认为受暴女性经过长期的受暴，最了解施暴人，最善于准确接收施暴人发出的信号。因此，她对施暴人将死亡威胁付诸实施的行为的极度恐惧，是合理的，因而在这种极度恐惧之下发生的杀夫行为，属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同时认为，如果受虐女性等到施暴丈夫（或男友）将其死亡威胁付诸实施时再反抗，显然不会有多少胜算。在20世纪80年代，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等发达国家都已通过判例或立法成为有效的可采证据。
叙述人翟玉琴
访谈人薛宁兰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王知理薛宁兰
文稿编辑薛宁兰翟玉琴，45岁，农民，文盲。婚后因为生了女孩，开始受到丈夫多次殴打谩骂。在离婚不成、又得不到必要社区支持的情况下，1985年某日凌晨用镢头将熟睡中的丈夫打死。她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多次减刑，将于2003年刑满出狱。
因生女孩，开始遭丈夫毒打
我俩是自由恋爱，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1978年2月份就结婚了。刚结婚时我们的感情还可以，他对我挺好的，直到1979年2月份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因为生的是女孩子，他不满意，开始虐待我。他经常在外边喝酒，一回来就喊着开门，有时一边哭一边闹，砸东西。什么都砸，家里的东西都砸坏了，没东西可砸了，他就找茬儿打人。他晚上出去喝酒，不管多晚回来，一叫门就得立刻给他开门，动作慢一点儿就开打，我就这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不敢睡觉，等他回来，要不打了才敢睡。不知他什么时候回家。他一回来就扔砖头，从外面窗户往屋里扔，把玻璃都打碎了。我打不过他，次数多了，就只能往山上跑，我们那儿是山区。一开始也往别人家跑，但我跑到谁家谁家就倒霉，谁管他就跟谁打，连他自己的妈和哥都打。时间长了，我也不好老跑到别人家去。他经常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心想，他年纪大了，脾气可能会小些，现在能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吧。但他脾气越来越大。我也几乎每天都挨打，我就上我们村书记家说。大队书记劝我也劝过他。我丈夫有半年对我好些，过后他还是老样子。
过了3年，他想要第二胎。那时，我们那儿一对夫妻只能要一个孩子。我就跟他说：“算了，别要了。生了还得罚款，我们家条件不好。”他还是要生，我怀孕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人来动员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我丈夫不让，说我们认罚。他们要是来找我，村里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躲起来。第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我丈夫和婆婆都不满意。为生二胎罚了我们800元钱。
孩子出生后，我只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我丈夫感冒了，我还得起来伺候他。我婆婆家离我们不远，她很少过来帮忙。我挨打时，她不管她儿子，还说：“就怨你！你要是生个小子，哪有这事儿？”她说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敢吱声。我丈夫的哥家都有男孩，他们家的人都希望我生男孩。我不能和婆婆吵，要不丈夫又得打我。一个月子里，就我自个儿管自个儿，小叔子有时过来给我挑点儿水。后来，我的胳膊腿受风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二女儿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我把孩子扔到山上。我家后边是座山。当时是冬天，要是把孩子扔到山上，还不给冻死？他又要用自来水把她灌死，我不同意。我让他把二女儿送到城里给人，他又不肯。孩子一个月零一天时，他喝了酒，朝我扔酒杯，我怕他打着大孩子，背着她就往外跑。我把老大送到他奶奶家时，就听见他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直响。那天，外面下着大雪，小的还在炕上睡着。我一进门发现小女儿不见了，是他把她扔到外面雪地里了。我叫上他嫂子到外面找到孩子，发现还有气，抱回到我婆婆家。他那时挨家找我，在他妈家见到我，追着我就打。别人都在那里劝。后来我在别人家住了，孩子一天一宿都没吃奶。我寻思着孩子不死也得傻。过了一天多孩子恢复了。
这件事过后，他还经常跟我打仗。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变了，如果第一胎是个女的，还可以生二胎。我寻思着把小的给人，再生一个小子，他就不能这么虐待我了。在小的3个月的时候，政府号召我们绝育。乡政府来人给做工作，我就做了绝育手术，这孩子也就没给人。我做回来以后，他对我更不好了，更是经常跟我打仗，砸家里的东西。他还是喜欢男孩，就喜欢他哥家孩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过日子，提出要跟他离婚，家产都归他，我只要孩子，但他不肯，不跟我办手续。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过要杀他。1982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女的精神不正常，被她丈夫杀了。也有夫妻关系不好妻子自杀的。有这些事发生时，我丈夫会待我好一点，但也不长久。他又打我。我想，我把他杀了，像我们农村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判个死刑，孩子给人也行，送孤儿院也行。他如果对我好一点我就不杀他，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就维持下去。
选择杀夫，摆脱受暴命运
我们家条件不好。生第二胎时就罚了钱，盖房子花的2000块钱都是借的。家里没什么收入，主要是靠种地。我们村里有些人家在外面搞副业，日子过得还宽裕。但我们不和睦，就没办法搞。
我们那儿的风俗，每年初二回娘家拜年。那年大年初二，我丈夫带着孩子上我母亲家拜年，我没有去。后来听我妈讲，他在我家喝酒，跟我姐夫打架。他那天回来就说我和我姐夫好上了，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砸东西，打我。一个星期后，我们家就出事了。1982年他想把小女儿冻死时，我就想到要杀他了。后来，我把家里刨地的镢头收了起来，那个好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在家喝了酒，又哭又闹，还说我和我姐夫有问题，打得我哭天喊地。他打累了，就躺下睡了。我想，这样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了，我也不想要命了。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拿起早已藏好的镢头在他头上砸了3下，把他砸死了。杀他的时候，大女儿醒了，问我在干什么。以前我老早就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妈，你别那样。把我爸打死了，你也不在了，我们不会做饭，会饿死的。以后我爸再打你，我们就跑。”杀他那年，大女儿还不到6岁，她没有哭，她也恨她爸爸。然后，我把他的尸体拖到菜园里用东西盖住。我当时一点儿不害怕，我也不想要自己的命了，把孩子留住就得了，孩子还小。
我去告诉了我婆婆和孩子她大伯们，他们说：“死了就死了，别让人家知道就行了。”我丈夫也打他妈和他哥。出事那天晚上，他妈到过我家劝我们，和他吵了几句。他妈那晚没敢在自家睡，我是在别人家找到她的。因为死的是大人，按村里的习俗，要办丧事，大家都来帮忙，吃丧饭。我就跑到大队书记家报了案。当天公安局就来人了。我当时不觉得我是犯罪，我只知道有男监狱，不知道有女监狱。
派出所的人是当天晚上来的。警车来时，我以为是直接上刑场。那时只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公安局以后，下了车就给我带上了手铐。当天晚上就提审，问我怎样杀人的，第二天又提审，一天问好几回。在派出所我呆了3个月。后来，我丈夫的家人要求给我重判。我婆婆说她儿子只是喜欢喝酒，并不能怪她儿子。说我早有杀他的想法，因为以前我是跟她说过。他们要求重判我。1985年，抚顺市中级法院一审给判了无期徒刑。那时，有人告诉可以请律师辩护，但请律师得花钱。我姐经常病，家里没钱；我哥哥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就没请律师。法院也没有给指定律师。我没上诉，判决书上说我丈夫重男轻女，酒后哭闹打人。我挺感谢法院为我留了一条活路。
近20年的狱中生活
我进监狱的时候不到30岁，只有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