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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而不是平均需要的时间。”在音乐、文学等艺术领域，精英们甚至需要二三十年的经验才能到达他们的顶峰。
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取得杰出成就的，成功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然而这还不够，许多人数十年辛苦，仍然未能取得杰出成就，甚至没有取得重大进步。那是缺少了什么？他们缺少有意识的练习。任何领域的佼佼者都是那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有意识的练习”的人。这种活动具有提高水平的明确目的，有超越自己能力的目标，提供对结果的反应，涉及高水平的重复练习。
在许许多多领域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对20岁的小提琴手进行了研究，最好的一组一生中有意识练习平均为10000小时，下面一组平均为7500小时，再下面一组为5000小时。在外科手术、保险推销以及几乎所有体育项目上也都是这样。有意识练习越多，干得越好。
许多顶尖运动员因为极其严格的日常训练而名扬世界。在篮球方面，迈克尔·乔丹的强化训练超越了已经很艰苦的球队训练。在橄榄球方面，创纪录的接球手杰里·赖斯曾被15个队拒绝，他们认为他动作太慢。他勤奋练习，最终使其他队员难以赶上他。泰格·伍兹也是一个典型。他的父亲在他一岁半时就教他高尔夫球，鼓励他多练习，到他18岁成为美国业余锦标赛最年轻的冠军时，他至少已经练习了15年。他从不故步自封，每天花许多时间训练。菲尔普斯从11岁开始就朝着奥运会的目标进行极其艰苦的训练，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孩子的娱乐。每周要在水里游上100公里。365天，菲尔普斯每天都要在游泳池里接受训练，即使圣诞节也不例外。
第四章 成功者的特点（5）
科学和趣闻似乎完全支持“有意识的练习”是杰出表现之源。然而经商怎样练习？实际上，商业的许多事情是可以直接练习的。陈述、谈判、评估、解释财务报表，这些都可以练习。但它们不是创造优异经营业绩的最根本因素。要有杰出的业绩，就必须在捉摸不定的环境中，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与其他人商谈，寻求信息，作出判断和决定。这些也能练习吗？能。
它涉及怎样去做你已经在做的事——在工作中练习。这要求进行一些重大改变。首先是给任务确定新目标：不仅是完成任务，而是要做得更好。任何人在工作中做的任何事，从最基本的任务到最令人激动的事，都是可以改进的。
用这种思想武装头脑，人们就会以新的方式投入工作。研究表明，人们会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处理，更长时间地保存它们；要求得到更多有关他们工作的信息，寻求其他视角；有比较长远的观点，不只是在做某件工作，而是明显地努力在更大的意义上做得更好。
对多数人来说，工作是努力的，但是没有作出更大的努力。额外的几步太难太苦了，似乎永远做不到。也许我们不能期望多数人都能取得杰出的成就，因为它的要求太高了，但杰出的成就不是为少数人预先保留的，每个人都有机会。
第二个特点：善用资源
持续的行动和超人的勤奋，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仅凭这些，也未必能够成功。一天只有24个小时，对所有人都一样；由于时间的限制性，再勤奋，也会有个上限。
成功者为了超越时间的限制，在勤奋的基础上，还懂得利用资源。古语道“名师出高徒”，有些心高气傲的人对此不服：我没有“名师”，我也要凭自己闯出一番天地。这种志气是好的，但客观事实是，名师就是一种资源。名师身上沉淀着无数时间和精力所积累起的专业知识、丰富经验和深厚的人脉关系，弟子只要学习、掌握和利用，这些资源就能化为己有。
古今中外，同学、同乡、同事，都是人生经历的原始资源。一个人如果不重视这些资源，不喜欢持续保养这些资源，可能会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专家型人才，但很难成为成功的管理者或创业者。事实上，走专家型道路，如果开始时有人引领，出成果的时间也要快得多。
很多人以为，自己那么努力也办不成的事，别人办起来肯定也要费不少心血，请别人帮忙，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世界上的事，难易都是相对的，有些对你来说很难的事，头破血流也闯不过关的事，对另一些人，可能只是一句话的事，甚至于连一句话都不用，只需抬一下眉毛。
有的人抱着“万事不求人”的想法生活，不是没遇到困难，而是低不下头、抹不开面子、话到嘴边就是吐不出来。正应了老话“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最后咬咬牙，还是自己扛了。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有大成功的。
要想成功，就要善用从目标倒推：我要实现某个目标，需要哪些资源？谁拥有这些资源？如何让他帮我？如果我无法直接影响此人，谁能影响此人？我又如何让这个能影响人的人来帮我？这就是“有意识地创造资源”，或者叫“整合资源”，古人称之为“用非所有”。
仍以唐骏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值中美关系的霜冻期，两国的文化交流很少。在美国的中国人思乡心切，一些国内演艺圈的朋友开始搞起了“中美文化民间交流”——把国内明星拉到美国“走穴”。
第四章 成功者的特点（6）
唐骏回忆说：“1993年，我此时手里已有些资本，便瞅准时机，和国内演艺圈的朋友合作，把姜昆、*、黄宏、蔡国庆等中国一流明星都请来美国演出。在我的计划里，这些中国艺术家将去美国十大城市进行巡演。我非常看好这个市场，把做软件公司得到的所有利润都投了进去，在美国所有的华人媒体上都做了广告，把巡演城市的所需场地全部办好。我认定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事情。
对于中国演员来美的签证问题，我付了近2万美元律师费，委托洛杉矶极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办。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离第一场演出还有10天，我已经付清了所有场地的费用，总共10场演出的门票也已卖出了上万张。这时我突然接到姜昆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尽管有那家洛杉矶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出面，但所有中国演员的签证，还是被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官拒绝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我简单地计算了一下可能的损失，仅广告费加场地费就有几十万美元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已经卖出去那么多票，遇事就喜欢起诉的美国人肯定会告我商业欺诈。我不仅面临倾家荡产的窘境，甚至会有牢狱之灾。就剩下10天时间，我还能做什么？
在出过一身绝望和恐惧的冷汗之后，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有无解决危机的方法。根据我的日常观察，美国各级议员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忽然灵机一动，给加州的54个众议员和2个参议员写信，我在信中写道：
作为您忠实的选民和支持者，我特别关心您和您的同僚们提倡的法律法规。你们提倡并且一直在实施的法律精神之一，就是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你们认为下一代是你们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美国的未来。这也是我和所有善良的人们投票选你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这次我邀请了许多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歌唱家和艺术家来美国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但不知为何，他们的签证至今仍未签下来。钱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可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接到很多小孩子的电话，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些艺术家来不成美国了，美国不是很*吗？
我真的找不出理由来回答他们，我又不想找理由来骗他们，请您给我一个解释好不好？
在信的末尾，我还告诉他们，如果几天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这封信抄送到《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纸备案。写完以后，我把这封信打印了56份，抬头的议员姓名和我自己的签名用笔手写，每封信贴上31美分的邮票寄了出去。
这封信发出后，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议员立即给美国移民局、白宫办公厅，甚至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写信，将我遇到的麻烦加以转述，请他们调查一下。这些机构，包括总统本人在内，最怕议员找麻烦，所以纷纷发传真到北京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使馆的签证官，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头不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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