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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如果把眼睛盯在交易费返还上，那肯定是没有出息的。这就是蔡大鹏，他帮了刘春天，还不让刘春天感觉他是在帮她。刘春天认为，这就是修养，超级修养。如此，这个月刘春天的收入就大的惊人，大到比她一年的工资都多！
但是，物极必反，正因为刘春天的业绩太好了，不光是成交量好，而且收益率也好，所以，她的业绩引起了他们老总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内，“关注”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比如银行对一个企业关注了，那么多半它的麻烦也就不远了，再比如海关对一个企业关注了，那么它就要当心了，具体到人，比如纪委对某个领导关注了，那么这个领导离“双规”也就近了。这大概就是人怕出名的理由之一吧。现在，刘春天他们的老总对她关注了，那么她很可能也会有麻烦。要知道，老总是可以看底牌的，既然能看别人的底牌，当然也就能看刘春天的底牌，刘春天的底牌就是她的实际交易记录，那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的每一笔交易。
当然，老总是有城府的。老总关注刘春天，而刘春天丝毫没有察觉。再说，刘春天也没有精力去察觉，这边要应付两个男人，那边父母马上就要来，肚子里面孩子也日益现山露水，她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呀。
亲嘴楼的故事 16
16
刘春天的父母终于来了。是从湖南怀化直接乘火车来的。
父母在长沙走亲访友了两天后，又决定去怀化，因为刘春天的舅舅在怀化。妈妈跟舅舅好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他们决定去怀化，去看舅舅。看完舅舅之后，直接从怀化乘火车来深圳。
刘春天是带着黄守仁和蔡大鹏一起去火车站接爸爸妈妈的，带上蔡大鹏的原因是他有车。
三人到达火车站之后，蔡大鹏要停车，黄守仁抢先跑去买站台票。但是人家不卖给他，说要买站台票必须出示火车票。
“我接人哪里有火车票？”黄守仁说。
“接人不在这里买站台票，直接去出口处，去出口处买票。”
黄守仁又跑到出口处，一边买票一边问怀化的车子来了没有。
“怀化的车不在这里，”售票的说，“在西站。”
“西站？”黄守仁问。
“西站。”售票的态度蛮好，告诉他西站在南山。
黄守仁知道深圳西站在南山，但是只是听说过，并没有真的去过，现在听售票员这样说，知道大事不好，赶快跑回去找刘春天和蔡大鹏，但是找不到，不但找不到刘春天和蔡大鹏，而且根本就找不到火车站的停车场。由于黄守仁自己没有车，也不会开车，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深圳火车站没有停车场。既然根本就没有停车场，他当然就找不到。这也不能怪黄守仁，因为火车站没有停车场的现象超出了常识，既然超出了常识，那么当然就不能怪黄守仁。好在黄守仁还没有完全急糊涂，他马上打刘春天的手机。
“不用着急，我们正在香格里拉后面找停车位。”刘春天说。
“不用找了，”黄守仁说，“错了，从怀化来的车进西站，西站在南山。”
刘春天一听，也急了，赶快叫蔡大鹏不要找车位了，先找到黄守仁，然后去南山。
此时的刘大任和周小桃已经在深圳西站下了车。下车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下错站了，于是立刻回头，重新上车，但是被乘务员拦住。
“我们下错站了。”刘大任解释。
乘务员没有说话，而是伸手把他们的车票要过去，看了一眼，说：“没错，这里就是深圳西站。”
“这里就是深圳？”刘大任问。周小桃虽然没有问，但是脸上的表情说明她是完全支持丈夫刘大任的。刘大任和周小桃虽然两次来过深圳，但没有一次是乘火车来的，因为从海南来深圳根本就没有火车，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乘火车来深圳。他们俩虽说也上了年纪，但是并不算老，再说他们也不是地道的农民，而是大城市支援边疆的老知青，有见识，从长沙到海南，再从海南到长沙，火车没有少坐过，火车站自然见到的更多，但是还没有见过这么差劲的车站。不仅站台只有三道，又破又小，而且一下火车就闻见熏天的臭气，这就是深圳火车站？！刘大任不服，质问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工作人员说，“是深圳西站，不是‘深圳火车站’。”
刘大任听不懂“深圳西站”和“深圳火车站”二者属于什么不二法门性，按照老知青刘大任和周小桃的逻辑，“深圳火车站”应当包含“深圳西站”，甚至还应当包含“深圳东站”。当刘大任做再深入的提问的时候，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了，但是他显然是忍耐了一下，继续向刘大任解释：“西站是小火车站。你有什么事情吧？”
“我想用一下电话，”刘大任说，“可能我女儿跑到大火车站去接我了。”
“可以，”工作人员说，“那边就有公用电话，打一次五毛，你去吧。”
刘大任和周小桃提着大包小包来到那个比他们连队篮球场还要小的车站“广场”另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到了到了，”刘春天说，“我们搞错了，现在已经赶过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动，把包看好，等着我们，我们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刘大任付钱，付五毛，小店主不干，说一块。
“怎么？骗人呀？看我们是外地人是不是？”刘大任说。说的有点火气。不是为五毛钱火气，而是感觉自己被别人小瞧了火气。其实刘大任一直都窝着火，从一下车看到深圳西站这个脏乱差的样子，到没有见到女儿来接他，以及现在这个小店主为五毛钱宰他。
“不要火气这么大，”小店主说，“没有骗你，打市内电话是五毛钱，打关外或者打手机一块，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其他人嘛。”
“算了算了，”周小桃说，“不就是五毛钱嘛。”说着，周小桃自己掏出一块钱，要递给小店主。
“不行！凭什么要多给。”刘大任坚持只给五毛。
“好好好，五毛就五毛，”小店主说，“没关系的，老先生要是没钱，白打一次电话也没关系。”
“哎，你这是什么话？谁没有钱了？你少他妈小瞧人。”刘大任更加火了。
“你怎么骂人呢？”小店主也忍不住了。
这时候，小店旁边已经围了很多人，这些人脸上个个带着兴奋的表情。刘大任想象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评理，刘大任希望这时候有人出来评理，因为真理在他这一方，刚才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还特意告诉的他：打一次五毛。怎么，刚过了两分钟就变了？这不是欺负人嘛。
但是刘大任失望了，任刘大任怎么说，就是没有人出来评理，而只有人看热闹。既然是看热闹，恨不能把火烧的再旺一点，这时候，怎么会有人出来给他们评理呢？如果有人给他们评理，把本来刚刚有点旺起来的火给浇灭了，还不遭旁边的人恨？
刘大任于是就火气冲天，觉得深圳这是怎么了？要是在长沙或者是海南，遇上这种事情肯定是要有人站出来评理的，怎么深圳就没有主持公道的人呢？正在这个时候，刘春天来了。刘春天来了之后，对小店主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递给他一块钱，拉着爸爸妈妈就上车了。
上车之后，刘春天没有来得及向父母介绍她的这两位朋友，先向父亲解释：深圳是这样的，打市内电话每次五毛，打手机或关外的电话每次一块。
“这么说是我错了？”刘大任问。
“也不能算您错，”蔡大鹏说，“您不是不知道嘛。再说他们这样收费也不见得合理。大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时候，刘春天才想起来向父母介绍黄守仁和蔡大鹏。
“这是我们老板，蔡老板。”刘春天拍着蔡大鹏说。
“什么老板，”蔡大鹏说，“大家是朋友，朋友。大伯大妈，您千万不要听她瞎说。”
“怎么是瞎说呢，”刘春天说，“是老板就是老板嘛。”
“委托人，委托人。”蔡大鹏说。
“这是小黄。黄守仁，还不快叫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你们好。”黄守仁喊的有点结巴，而且已经满脸通红。
其实不单是黄守仁叫的结巴，刘大任和周小桃答应的更结巴，特别是刘大任，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答应”，只是做了一个准备答应的口型，事实上并没有发出声，像英语中的失去爆破发音方法。在刘大任看来，坐在驾驶位置上的这个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