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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三、依法依规惩治腐败的先河
三、依法依规惩治腐败的先河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支持下，谢步升案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展开。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如下：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谢步升在案发时已是中共党员，但是并没有内部监督机构参与处置该案件。这是因为党当时尚未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共中央于一年以后的1933年9月17日才作出决议，决定“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⑦因此，当时对腐败案件的处理，主要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裁判机构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当时的瑞金县属于中央直属县，谢步升案由瑞金县裁判部的法庭主席潘立中主审，谢正平等陪审。经过举证审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裁判部发布谢步升案的第八号《判决书》。⑧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法庭主席潘立中，陪审谢正平、钟桂先，书记杨世珠，审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谢步升。根据原告机关的材料、法庭审判的结果与被告人自己在法庭的口供，被告人的反革命事实已完全证明。
谢步升，男，瑞金九区叶坪人，曾为共产党员，兹将被告人的罪状列举如下：
一、打土豪的财产归私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毫子）。
二、他当村政府主席时，借主席的势力，弓虽。女干妇女，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收受贿赂300多块大洋。
三、奸淫了谢深润的老婆，因谢深润打他，就说谢深润是社党，报私仇杀了谢深润。
四、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获利大洋270多块。
五、偷了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子，私打牛条过山贩卖，每只牛得大洋3元，总计得大洋33元。
六、1927年9月在宁瑞交界处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并拿了金戒子2枚，光洋5个，还有怀表、毡毯等物。
七、以自己的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二只。
八、1927年8月，伙同他人抢劫了瑞林寨邱姓的布店，把布、现洋、鸡、鸭、猪抢劫一空，他个人得赃款93块大洋。
九、把自己的老婆卖了，得了3头黄牛，三头黄牛卖了1700毛（毫子）。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死刑，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对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主审：潘立中
陪审：谢正平钟桂先
第6节；
从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分析，谢步升实施的违法行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财产性的。一是利用职权侵吞公款3000多毛（毫子）和打土豪所得财产；二是利用职权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段将收买群众的米卖给“苏一大会”，用自己小牛换大水牛的方式窃取公共财物；三是利用职权偷盖印章贩卖牛，以每只得大洋三元的方式骗取公共财物；四是杀死军医，窃取其金戒指和毡毯等物。在那个年代，谢步升实施的上述行为都可以构成严重的犯罪。正如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项英发表文章指出：“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2）人身性的。一是谢步升抢劫瑞林寨布衣店邱老板；二是谢步升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势力霸占妇女；三是非法剥夺谢深润和军医的生命；三是贩卖妇女，即用1700毛将自己的老婆出售。（3）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利用职权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公报私仇，说谢深润是社党，报私仇杀了谢深润。
谢步升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当过云集暴动队队长，打土豪分田地立过功，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作出判决。判决书原文如下：
临时最高法庭终审判决书，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第5号（1932年5月9日）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审梁柏台，陪审员：邹武、钟文芳，书记：李伯钊、何乘才，同时参加审判的国家原告人：陈子丰、张振芳，审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谢步升。
本法庭审理的结果，认为瑞金县苏裁判部1932年5月5日对于谢步升的判决书是正确的，谢步升的上诉否决，仍按照瑞金县苏裁判部的原判决执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主审：梁柏台
陪审：邹武钟文芳
1932年5月9日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死刑。这声清脆的枪响划过江西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是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声枪响。
四、苏区廉政建设逐步完善
首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分子。何叔衡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实行党对反贪机构的直接领导，在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查部、控告局和裁判部，这些机构广泛吸收和动员苏区工农群众加入，成立反腐轻骑队、突击队、群众法庭等组织，并委任工农通讯员随时检举腐败分子，一张巨大的苏区反腐网迅速形成。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反腐机构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暗访调查、搜集证据、打击腐败的行动让腐败分子防不胜防。中央苏区处决谢步升后，反贪机关连续作战，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60余人。对其中情节较重者处以重刑，极个别的还判处了死刑。惩处了苏区的钟铁青腐败案、唐达仁贪污案、左祥云贪污案、陈景魁涉黑案和瑞金县集体腐败案等。在红色政权两年多的反腐斗争中，揭露并处理了一大批腐败犯罪分子。例如，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便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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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在中央机关，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会计科长和会计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贪污公款累计大洋205366元，还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枚。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只有300万人的中央苏区反贪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这些腐败案的处理不仅纯洁了队伍，震慑了腐败分子，也使苏区群众更加扬眉吐气，斗志旺盛。
其次，逐步开展法制建设。1932年9月初，董必武抵达瑞金后，找到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针对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当时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的状况，毛泽东让学过法律的董必武与何叔衡一起把这些漏洞堵住、堵死。董必武和何叔衡商量后，决定从健全组织和健全法律两方面同时下手。经过大量调查，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组织工作纲要出台了，包括《工农检查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查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工农通讯员任务》和《政府人员惩办条例》、《统一会计制度》、《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特别是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