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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叱�1倍，相当于全球银行3。4万亿美元核心资本的85％。
此外，2008年4月到12月间，各国央行和政府或直接或间接向批发融资市场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全面瘫痪。同时，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在2007年内降低了100个基点，又在2008年降了425个基点：2008年12月16日，该利率降至0～0。25％。
如今美国的利率政策，与日本央行对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的处理方式惊人地一致，不同之处只是美国降到接近零利率的速度快得多。
此外，经济增长放缓与失业率上升等表象也是两场危机共有的特征。
在“大萧条”中，企业破产109371家，私营公司纯利润从1929年的84亿美元降为1932年的34亿美元。 1931年美国工业生产总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53。8％。重工业生产的缩减尤为严重，作为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标志的钢铁、汽车和建筑等行业的衰退更是明显。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1/3，商品贸易下降了2/3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
在那个时期，由于股票狂跌，美国自杀成风，人们跳楼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前台问候语本来是说：“先生，欢迎你来下塌。”后来都改成说：“先生，您是来住店的，还是来跳楼的，要先讲清楚。”可见大萧条对社会的打击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大萧条的影响下，世界国际贸易也急剧衰退，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 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失业率的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在不断创出新低。到2008年11月，美国非农就业人口达到53。3万人 ，创下1974年以来单月最大跌幅，失业率高达6。7％；11月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制造业指数也从前两个月的43。5和38。9下跌到36。2，为1982年5月以来最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1月预测，美国经济将在2009年萎缩0。7％。包括摩根士丹利、美洲银行在内的79家机构，对美国经济的预测中值为2008年GDP同比增长1。2％，在2009年则会出现0。9％的负增长。
二、熟悉的危机根源
两场危机的成因也有相似之处。
对于“大萧条”的成因，经济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观点，但基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需求匮乏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金融市场则成了问题的爆发点。
吉尔伯特·菲特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史》中写道，在上世纪20年代初，经济的不利因素就已出现：农业始终未从一战后的萧条中恢复，农民贫困，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的说法也掺了水，因为新机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在1920～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0％，而工人数量却未增多，工农作为消费主力，其收入降低必然导致国家总需求减少。而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社会的购买力，银行注定将尝到资金链崩溃的苦果，而政府出台对策过于滞后则加剧了危机。
◇欢◇迎访◇问◇BOOK。◇
第13节：直击华尔街风暴2（13）
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有着类似的根源：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问题在金融市场暴露并扩大，不同的是今天金融市场的威力比“大萧条”时期更为强大。本世纪初，遭遇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的重创后，美国将房地产市场作为经济引擎，这其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缺乏实际增长点的问题。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更是以连续降息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为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提供了温床，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在缺乏有力监管措施的情况下吹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房贷机构甚至借钱给明显没能力还贷的顾客。同时，大量廉价外国商品、尤其是“中国制造”的涌入使美国经济长时间内没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紧盯CPI的决策者们便轻信了天下太平的假相。
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非理性的市场还仅仅表现出其悦人的一面，但从2006年房价上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偿付的贷款比房子本身的价值还高，违约率便开始攀升，问题逐渐暴露，高杠杆率的金融产品更使危机面扩大。
三、政府处理方式迥异
不过，与“大萧条”时期不同，当前美联储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更快，力度也更大。在过去的13个月，联邦基准利率已经从5。25％降至1。5％，美联储共向市场注入了1。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虽然评论这些手段的效果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这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必要方式。
其实，伯南克和财长保尔森确实是将“大萧条”的遗产学以致用了。
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采取了货币、财政双紧缩的政策。当时，财政赤字仍是不被接受的概念，胡佛政府还在试图艰难平衡财政赤字，并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胡佛政府不顾千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53。2％的高度，对濒临崩溃的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当时的美联储也没有出台任何刺激市场流动性的方案。用美国经济史学者约翰·S·戈登的话说，就是国内经济快被通缩冻毙时，美联储还开着治疗经济过热的退烧药，货币供应量在“大萧条”期间减少了1/3。
直到罗斯福上台后，开始推行与前任政府相反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强调了创造需求和国家干预对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这才扩大赤字，投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美国经济重新振作起来，国际影响今非昔比。
尽管七十多年前的全球化格局仍未完全形成，不过“大萧条”还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与今天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萧条”主要是重创了西方经济。首先，来自于欧洲各国的投机资本都在萧条中蒸发，极度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都明显感受到了美国需求下降带来的寒流。澳大利亚在1932年的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32％。加拿大的工业生产也开始萎缩，1932年的工业产值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58％，国民收入也在这三年间降低了45％。而依赖美国贷款维持重建的德国，也无法再从美国那里借到钱。
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比当年广得多，国际资本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如此自由、快速地流动。不少中国人吃惊地发现，摇摇欲坠的“两房”，其1/5的债券都由中国持有。美国的危机还使得冰岛的前三大银行濒临倒闭，不得不由政府接管，冰岛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而对实体经济而言，中国出口产品增速放缓也和美国经济形势不佳有着直接关联。
眼下，各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更是充分彰显了全球化如何改变一国的经济决策：“大萧条”的年代，美国政府关起门来闷头解决问题，而今天，美国则将流动性输往全世界，让世界为其买单，同时召集各国决策者坐在一起共商解决之道。
四、创新与监管的永恒博弈
对两次危机而言，贪婪和欲望都是可以被指责的对象，与其一起被按在靶子上的还常常有监管者——他们的失职被认为是导致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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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直击华尔街风暴2（14）
其实，贪婪与欲望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之一，而泛滥开来则具有毁灭性。监管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必要手段，而过了头的监管也会遏制市场活力。从大萧条到次贷危机，投机者一直与监管者在进行一场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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