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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与愿违的结局
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是产销两旺的局面，但繁荣的背后却蕴藏着“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 的尴尬局面。拿上海大众与一汽大众来说，以前这两家单位都有一定的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就丢掉了自己的品牌，解散了研究队伍，最后变成了真正的“依附型”的汽车工业：只能是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丝毫没有自己的技术。
尽管已经走过20年的“市场换技术”道路，90％的轿车市场已经让给了外方，但绝大部分的合资企业还是没有开发过像样的新车型、新发动机，没有能生产出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曾指出：20年来，汽车制造业花费了大量金钱搞引进，并没有换来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反而形成了依赖引进的被动局面。
业界有许多专家认为，理想中的“引进来”模型，应该是“三段式”的方法：引进外方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日韩企业当年就是靠这种办法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却一直停留在第一段，一次又一次引进，第三段总是遥不可及。在汽车这样的国家重点产业领域，中国几乎实现了全世界最大程度的开放，但至今却连已有的创新能力都丧失殆尽。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国企业往往重视引进技术的投入，但不注重消化吸收方面的投入，而日、韩两国企业对于消化吸收的重视程度要高许多。日、韩两国企业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比例上接近1：10，这也就是说，它们会花比引进项目费用多近10倍的钱来消化吸收，由此就形成了“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据统计，对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仅为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费用平均不到引进项目费用的7％，这就导致企业最后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深渊。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变局之探（10）
应该说，“市场换技术”之所以差强人意，固然有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跨国公司对出让技术的态度。西方企业也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现阶段把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未来会给自己培养出强劲的竞争对手来，所以它们从主观上就不愿转让技术，这从西门子“订单门”事件中就完全表明出来。
“市场换技术”作为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施的一个重要战略，政府的设计初衷与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出让市场，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这正是“师夷长技”的核心所在。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这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用市场去换技术，如果没有配套的“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机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还会让自己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中国需要寻找其他办法来化解自己的困局。
五、变局下的出路
1。 更深的困局
中国在国门开放30年后，并没有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百年理想，仍然还处在一个受“夷”所制的产业链低端位置，并陷落进一个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缺乏、资源约束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局。自中国入世之后，随着各类产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在这个困局中陷得也就越来越深，如同30年前的那次变局一样，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变局。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到一条变局下的新出路。
如果做一个前后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局与30年前的困局相比，危急的绝对程度要轻——30年前的中国还被拒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局外，产品极度匮乏，市场短缺到了奄奄一息的危险状态；如今的中国已经身处在全球产业链之中，所面临的困局在实质上只是一个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升级的问题。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今天的困局要比30年前的困局更难渡过，解决起来的难度也更大。
30年前中国实施的“引进来”，与发达国家企业实施的“移过去”是正好合拍的——中国需要引进设备、引进技术、引进资金来解决市场的需求；发达国家企业也面临着国内产业升级，需要将加工制造环节向外转移的要求，因而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彼此间的合作不存在矛盾竞争的关系。结果自然是你情我愿，一拍即合。
如今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制造业目前所寻求的产业升级已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行为，而且这种升级与欧美企业的利益形成了冲突。在产业链分工中，目前中国与欧美企业本分处不同环节，彼此间竞争还不太大；而一旦中国制造业实现了升级，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向链条上方的位置移动，这就会给处于上方位置的欧美企业形成压力，导致双方间的激烈碰撞。显然欧美企业是绝对不可能去支持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挺进的，这会养虎为患，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出来。
另一方面，对跨国公司而言，30年前的中国是一块制造业“新大陆”， 拥有无比丰富的资源和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这对那些发达国家企业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而如今的中国，由于制造业的快速挺进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资源紧缺与生态危机，劳动力价格也大为提高，这就极大地推高了外企在中国的营运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已越来越不明显。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中国与欧美企业谈条件的本钱已越来越少了。
第四章 变局之探（11）
所以，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局，比30年前的困境更深、更难解决。这个困局如何去应对，需要中国换一种思路来思考。
2。 换一种思路
30年前中国政府为了化解当时的国内市场困局，采用了“引进来” 的办法，通过设备、资金、技术的引进，最后满足了市场需求。如今面临的困局，已经无法再用这个办法解决。“引进来”只会让低端产能越来越多，而高端技术却依然引不进来，“市场换技术”之殇就是前鉴。
因而中国只能重新换一种解决的思路——这就是“走出去”。用“走出去”的办法来解决“引进来”所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一种“砸缸救友”式的反向思维的做法——既然进中国来的发达国家企业只愿意转移一些加工制造环节，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就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远征，进入发达国家企业的大本营中，占领它们部分乃至更多的营地，从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技术。
所以“走出去”就是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与并购的办法，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技术、资源的方法与过程。“走出去”在宏观上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战略，在微观上是企业实施的具体行为，它是中国在新形势下为了应对出现的新困局而采取的一种新办法。
从企业微观行为上看，“走出去”在中国也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1979年11月，北京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就投资22万美元，与日本东京丸一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成立了京和株式会社及其免税店，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境外合营企业。自那以后的20年间，总有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各种目的，走出国门进行海外的投资或并购。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主要都是以“引进来”为主，“走出去”的行为只是零星案例，未成气候。截至1989年底，中国非贸易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只有亿美元；到90年代，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略有加快，但由于中国企业的力量还是相对较弱小，缺乏“走出去”的实力，直到20世纪末，中国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也只有37亿美元。
“走出去”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此间已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具备了一定的“走出去”的条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迫使企业走出去寻求多种战略性资源。中国的大部分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