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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业发展就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思想。“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这就是竺可桢最后的结论。
至于为什么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会迅速衰落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而以顾准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阻滞了近代化的过程，在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框架下，产生不了基于西方城邦民主、民间自治、个性独立之上的经济形态。
秦朔：企业家认同，寻找新坐标（3）
从费正清到杨小凯、袁伟时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政府不仅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由于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无法深化，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在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近来有不少学者力图弘扬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精神与管理文化，从诸子百家到晋商徽商。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答案本来不言自明，那就是以给予创业者以创业机会、鼓励企业家创新行为为特征的制度变迁。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制度变迁从未发生过。我们始终应该记住，在整个封建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由此产生的大宗工商利润绝大部分都被用于行政、军事开支，甚至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而没有变成发展工商业的资本。私营工商业一直被官府控制，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依附权贵，与官府搞好关系，得到庇护。“朝里有人好发财”，但正如清朝大盐商江春所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因此他们即使有了资本积累，也要捐官买爵、兴建牌坊，断然不会谋求可持续的投入与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官府对自由经济的控制与重本抑末、轻商贱商的风气互为表里，使得商人和企业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没有持续发挥其创造力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话，纵使一国的经济曾经繁荣，却如高楼屹立沙滩，其衰落看似突然，实则必然。
无论是借鉴外部的经验，还是审视自身的历史教训，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看轻商业的价值，贬损企业家的作用。可是，直到今天，那种站在权力立场教训企业家的声音，那种将企业家创造的商业价值和财富看作和社会无关的“私利”而仇视和###的声音，还是如同幽灵般会经常出现。在“集体无意识”中，企业家似乎是一种外于我们的“异化力量”。
四
中国经济的未来系于中国企业的价值，中国企业的未来系于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能力与实践。
抚今思昔，后顾前瞻，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国企业家的深层次价值基础。
利中有义。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看待商业的力量，理直气壮地阐述企业家的作用。同时，我们要正视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并以更高的标准审视企业家如何担当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境中实践他们的“天职”。
我们呼唤，只有建构在负责任的企业家行为基础上的商业活动，才是文明的活动。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
（本文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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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主编寄语
吴晓波
在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看来，现代商业精神的核心是矛盾的。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人为了生存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必须赚钱，赚钱就必须投身商业，商业的成功让人富足却又开始陷入迷惘。在他看来企业家的人生充满了悖论，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没有温度、没有感情、扁平而圆润，但是一沾染上人的思考便会变得暧昧而癫狂起来。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悖论，无非企业家们因为角色的显赫和鲜亮而显得更为凸出一点而已。在一个商业日渐成为主流的时代，企业家对生命、社会的思考已经成为所有公众不得不聆听的声音。
在一向缺乏现代商业精神的中国，企业家的生命体验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从来没有被认真地关注过。他们从来被视为“物质化的族群”，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惜血腥地积累，他们似乎没有情感、没有血肉，在任何一个场合下，他们说出来的话都可以用公式推演、用钢铁打造。很显然，这是一些极深的误读，被彻底物质化的企业家形象让这个族群始终游离在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航线之外。
我们此次编选本书，其动机便是为了原始展现中国企业家的感性面和思考面。所以在文章的选择中，我们更多地选用了与人生感悟和社会历练更贴近的那部分，而忍痛放弃了很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秀文本。如果条件成熟，我们也可能在日后将未选入的那部分以其他的形式加以编选出版。
陆新之为编选本书，多方联络、收集，工作至为细致。初稿完成之后，我们又请著名财经传媒人何力、秦朔、牛文文等审校补充，力求避免遗珠之憾。目前呈现出来的文本，基本上收集了自1984年以来中国企业家的经典文章，其中不少文字已经流传甚广，堪称经典，也有一些是首次印刷成文。当这些文本以集群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大抵会对中国企业家有一个更惊奇、更全面的了解。
主编寄语（2）
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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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新之：企业家文章的标本价值（1）
主编寄语（3）
2005年春天开始，我一直忙于编辑这本有关20年来中国企业家文章的选本。
“一个时代的问题，将由铁和血来解决，不靠演说或议案。”这是俾斯麦这位“铁血首相”的名言。一般总以为，他是一个冥顽不灵的武力至上者，殊不知他其实一样熟悉动人言辞的翻云覆雨之道。我们并非怀疑企业管理者们写作这些文章时候的动机，但是，在阅读上千篇更像是他们对于企业内部人员灌输传播自己想法的文本之后，多少会产生一些审美疲劳。所幸的是，我还能找到近百篇具有生活和个性气息，围绕着人文和感受而展开的文章，虽然比起我和我的朋友们期待的数字和质量，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总算可以让我们完成这个看上去有点太理想的构思。
“对人生来说，2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对于商业研究者来说，20年是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年份。”这段话是“狂热”沉迷于中国企业研究的本书编者之一吴晓波经常强调的。
过去2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向真正的商业社会转型，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著。造就一大批类似IBM和GE这种级别的公司，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将成为中国社会在21世纪的重要愿景。
但是现实却每每难以令人如愿。虽然中国经济常常被称作增长奇迹，然而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现状依旧并不乐观。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的生命非常短暂。有研究称，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命仅仅3到5年，大量民营企业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走向没落，更多的则连创业期都没有熬过，中途夭折。生命如此之短，这与中国企业管理落后有直接关系，更和企业的首脑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缺陷密不可分。
这几年，在经管书籍迅速升温之下，不少企业家都能够头头是道地谈论“高瞻远瞩的战略目标”、“回馈社会的长期使命”和“凝聚员工的核心价值”。但是在实际做法之中，能够体现上述思路的管理者还不是很多。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转型阶段的成功探索者，中国的企业家们身上存在天使与魔鬼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显然是那一代人中几乎最勇敢、几乎最精明的，遇上了几乎最好的机遇，他们把握住了社会变迁的潮流，提升了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之中有相当一批人，具有恐怕自身也难以完全驾驭的扩张本能，他们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