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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企业家认同，寻找新坐标（1）
秦朔吴晓波陆新之
上海
秦朔
一
对中国企业界来说，《总裁论道》的出版是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其一，本书中的作品都由企业家本人亲自挑选或认可，因而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其二，本书涵盖面宽广，41位企业家的文字，如群星闪烁，自然而然构成了一条光河，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其三，本书侧重于反映企业家的思考和灵魂性的东西，超越了“数目字”和“功劳簿”的记录方式，而呈现出更为深广幽邃的人文内涵。它使我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些显赫的品牌名称和领袖职位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群落，是思维激荡和心灵悸动的不息流淌。正是在这一点上，该书可以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的企业家行为、体会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参考。
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企业家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在深层的社会心理中，企业家还是更多地被当作赚钱家或简单的物质经营者，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出现将企业家与“奸商”、“暴利”、“坑害”、“骗取”、“掠夺”等混为一谈的情势。在价值判断上，难道商业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政治的力量相比，就一定等而下之吗？如果我们先验地作出这样的判断，那恰恰是在降低我们对企业家的外在约束标准，而这对塑造企业家阶层的“内化的标准”又是毫无益处的——既然从血统开始他们已注定不高尚，他们为什么还要追求高尚？
当中国的一些学者盛赞西方尤其是美国富豪、企业家热心社会公益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的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企业家自我认同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只要稍微研究一下西方企业文明的发展史，便会发觉，企业家行为的文化基础是何等重要。没有这种基础，类似中国当下的企业家认同危机就不可能根除。
二
我们知道，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改革，而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马克斯·韦伯语）。按照加尔文的观点，“上帝要求基督徒在尘世取得成功，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这就是说，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反映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的，这样，日常的世俗活动就具有了宗教意义。将“上帝的旨意”和“世俗的要求”结合起来，“职业”的观念就产生了——“上帝应允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它的天职。”（马克斯·韦伯语）
“天职”（calling）这一观念，是资本主义商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我们理解许多西方企业家的敬业与慈善行为的一把钥匙。天上的意，世间的职，承担职责在人间（因为你有创造财富的天赋，所以要毕其心力担当），积聚财富在天上（你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最终还要还给社会），这就是“天职”。以这样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就形成了新的财富观和企业观。
首先，人们普遍热爱物质财富，并把努力挣钱致富视为一种美德。经由清教徒伦理导向的资本主义精神，其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靠合法手段多挣钱，而不乱花钱，诚实、节俭、信用，才是备受尊崇的商业伦理。
其次，虽然在尘世里劳作就是尽“天职”的表现，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本能冲动的享受，最终是为了导向“上帝的荣耀”，因此，当积累起巨大财富后，还要善用财富，回馈社会。
第三，因为努力挣钱致富是一种美德，所以做更大的生意、挣更多的钱，多多益善。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更大的生意、挣更多的钱？那就是通过公司的形式、通过公司的经营管理来创造和积累财富，依赖于和平的交换机会来获利，依赖于持续的、理性的、自由劳动的组织来获利。
个人会死，但公司可以不死。正是公司这一形式的出现，导致了现代工商业的迅速和大规模的发展。1909年，弗里德里克·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中阐述了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德鲁克在评价泰勒时说：“由于他的出现，我们的手工生产效率以3％到4％的复率增加——一直增加到今天的50倍。这个成就，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
秦朔：企业家认同，寻找新坐标（2）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企业家行为，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是对机会高度敏感，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卡森），勇于创新（熊彼特）和“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奈特）；从企业家作为“创办与经营企业的专门家”的角度，是充分利用管理和技术，充分发挥管理的才能；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是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价值伦理的角度，企业家行为完全符合“天职”的要求，本身即是世俗活动与神性价值的统一。企业家的上述作用决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而地位的另一面则是他必须努力承担责任。
三
在中国，上述的逻辑则是相对缺失的。在历史上，商业力量和商人、企业家的地位一直得不到充分的认可（只是“末业”、“末民”），即使今天滚滚红尘中对企业家的一些追捧，也主要是和财富数字相连。我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企业家对社会的深刻价值。
缺乏对商业力量的尊重，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例如，为什么发明了四大发明的中国却无法诞生近代自然科学（“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在康乾时代依然是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从％提高到％），其后却一蹶不振，迅速没落？深入的研究都证明，无论是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贫瘠，还是在经济实力上的没落，都与中国社会商业力量之不能独立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的欠发育，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于“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本人指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是由于“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4种阻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竺可桢先生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论文中则分析道，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市不足应付，冶矿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15世纪末，欧洲已有16种机器用于矿中去水。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1660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讨论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17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
而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16、 17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竺可桢认为，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勃兴，汉初工商业长足之进步后，贾谊、董仲舒主张严厉裁抑商人，汉武帝更厉行多种抑商政策，例如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由于将经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业发展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