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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削减支出。但这样做会减少增长、销售额以及利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这会让公司相比削减支出之前的状况显得更为糟糕。
与此同时，强劲的投资如果导致了过度竞争（尤其是来自进入某一行业的新公司之间的竞争）或是过多的供给，有时也会减少未来的利润。因此，投资增长和利润之间的联系显然是复杂且不确定的，这让资本家们在进行一项数额巨大的新投资之前极为小心谨慎。
利率（更一般来讲是金融成本）也同时影响着投资支出。当公司们借入外部资金以支付一项新的投资（假如公司内部现金流不充足），利息成本应当有必要从收益中予以扣除。利率还表明了投资者通过购买一项纯粹的金融资产（如债券）所能获得的利润。如果投资者在金融资产上能赚得高额的利润（假设是8％~10％），他们就不大可能冒着额外的风险和麻烦来投资一家实际的公司。另一方面，如果纯粹的金融收益率较低（假如是4％~5％），那么更多的投资者将会愿意把钱投入实体经济。
最后，私人投资者在为一项新投资投入资金之前也将考虑广泛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环境。他们担心监管、税收或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减少未来的利润。他们担心在尽可能减少对工人的补偿支出时，自己能否从雇用的工人那里获取需要的劳动力投入。他们可能（有时候）担心得更多的是最初提供如此独特的经济力量和繁荣的所谓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安排的稳定性。
第12章投资和增长（4）
投资对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因素的依赖已经造成投资在更长时期的波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私人投资的大繁荣充当了那个时代经济增长背后的引擎，而随后投资支出的下滑则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和开支紧缩。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旨在挑战私营公司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努力。如果看起来这种努力很有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取得成功的话，那里的私人投资支出就将迅速减少。那么甚至在那些挑战者推行他们的政策之前，经济就已面临恶化。所以许多左翼运动选择放弃自己的方式而“重新保证”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这样他们不久都能获得当选。（不幸的是，这种迎合商业的做法也有自己本身的政治问题，因为它破坏了左翼运动随后实施变革的能力。）
123投资地点
上述因素对于决定一家公司是否选择投资一个新的项目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准备进行投资的公司会面临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较为独立的决定：该在哪里进行投资？一些行业（尤其是很多服务业）必须将地点设在非常靠近它们消费者的地方；这些行业被称作非贸易行业，因为它们的产品不能远距离运输。这些行业包括零售、住宿，许多针对公司和个人的服务业以及一些生产易腐易烂商品的农业和制造业。然而，多数的商品生产行业和很多服务业（包括电信、银行甚至一些教育和医疗服务业）能够远距离地交易它们的产品。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地点（当然，利润最大化也取决于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的法律或贸易壁垒）。表122同样也列出了几个影响投资地点决定的因素。
显然，生产成本是影响投资地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劳动力成本在这里很重要。低工资会具备吸引力而这必须考虑到相应的生产率水平（就像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因为公司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地削减工资而是让单位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事实上，大多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于投资者根本不具备吸引力，因为跟它们超低的工资水平连接在一起的是非常低下的生产率、贫穷以及政局*。其他需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包括可靠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电力和电信服务），供货和成品的运输成本，公司利税的征收标准以及获得原材料、零部件和上游产品的稳定性和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供应。
多数的公司通常会将工厂设施建在它们同时能卖出相当数量产品的国家和地区。这减少了公司成品的运输成本，躲避了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而且能让公司掌握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贸易政策（利用关税和其他手段促进本地投资和生产）通过使得本地生产相比进口更具吸引力来增强这种“本地市场效应”。
社会政治的稳定也是确定投资地点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公司不会在长期安全没有保障的地区——即使是低成本的地区进行数额巨大的、长期的投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各国政府竞相努力使自己更具“投资亲和力”，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亲企业的态度来向投资者做出保证，这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外商投资模式日新月异背后一个关键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国有化和政府征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构成对投资者真正的威胁。如今这种风险则已罕见；甚至连左翼政府鉴于投资对于整体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性，也急切地为投资者铺好欢迎的地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2章投资和增长（5）
可以理解在一个渴求投资以及投资所带来的好处的世界，关于投资地点的关注和争论会是多么激烈。在更高工资水平的发达国家，工人们担心投资会流向低成本地区。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赢得更大投资份额的巨大挑战——大多数的投资仍然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全球化之下所有的投资将会流向低工资水平国家的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与之相反认为低工资水平总是被生产率低下所抵消因而对于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人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论断也同样是错误的。中国的现代化工厂同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相比在生产率水平上大致旗鼓相当，然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却少了90％。难怪大量的制造企业正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将新的投资投往中国。
现实中的投资流动则有着细微的差别和复杂性。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具备较低的工资水平、纪律严明且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人口、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网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投资者将会排队在门口等候。投资长期流向了更低成本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地区（如中国和墨西哥），这证明了支持公司发展的政策对于投资地点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外来的投资为那些地区的劳动者带来了许多好处（尽管他们在随之而来的GDP增长中赢得一个健康份额的能力会被一些政策所限制，这些政策一开始吸引投资而且支持公司发展）。与此同时，那些丢掉原有投资的地区会遭受经济上的困难。想方设法去管理争夺投资的竞争以及扩大全球投资总量（这样所有地区就可以轻松获得一个健康的投资份额），对那些希望去建设一个更为人性化和更加繁荣的全球经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124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投资
如果投资取决于现在和预期的利润，取决于存在一个稳定的、亲公司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那么资本家们就该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投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支持公司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已有了巨大的改善，随之而来利润在大多数地区也有了提高，但实际上公司投资的增长仍然相当缓慢。
图121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净投资支出（折旧后）已经明显恶化。20世纪80年代全球投资放缓，因为经济系统调整以适应新自由主义：更高的利率，政府支出的削减以及其他的强硬措施的最初冲击。然而，即使当经济体系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投资者并未对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报以经济上更为有力的投资行动。尽管有乐观的商业心态以及据说不可动摇的经济“基本原理”，投资相比危机四伏的20世纪70年代仍较为疲软。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次全球资本家投资以重新获取高额利润的失败，全球生产率以及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都乏善可陈。因此虽然新自由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公司的赢利能力，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说是恢复了商业的力量，但它并没有让世界经济出现更加迅猛的增长。
图1211970~2006年七国集团经济体投资放缓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为什么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巨大变迁就不能引起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一个更加强烈的反应？这是一道仍未解出的难题。即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