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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金钱的诱惑，但他明显受到了权力的诱惑。
1941年，卢斯谴责了孤立主义，声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应该执行对人类的义务。他在为《生活》撰写的期刊中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人必须“全心全意”接受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以适当的方式提高其对世界的影响。卢斯的杂志提倡干涉主义，提倡###立场，并鼓励美国人民支持民主党。卢斯刺耳的声音和他的党派偏见激怒了批评家，有一些人说卢斯要为冷战负主要责任，就连他的记者们也抱怨自己的报道经常被加以曲解以迎合卢斯的世界观。白修德是20世纪40年代《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他说自己的新闻稿曾被重新改写。白修德曾报道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统治者，但纽约《时代》周刊的改写员和审查员们却让他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白修德办公室的门上贴着这样一张条子：“本记者的新闻稿和《时代》周刊的文章如有雷同，纯属巧合”。T·S·马修是1929～1953年《时代》周刊的一名编辑（1949~1953年为总编），后来他和卢斯闹翻了，之后就离开了《时代》周刊。他写道：“卢斯开始使用出版界大腕惯有的欺骗手法，即他可以让他的杂志大大影响公众意见。”
卢斯则完全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这是他经常用的一个词），所以他解雇了那些和他意见不一的人。他宣称：“我是一个新教徒，一个民主党人以及一个自由的企业家。很明显我信仰上帝、艾森豪威尔以及时代公司的股东。如果你不赞成这份报纸的立场，那为什么到现在你还在犯糊涂，还要花35美分买这份报纸呢？”
20世纪60年代，时代公司达到辉煌的顶峰。此时，《时代》周刊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想获得全部信息者）的主餐。身材高大修长、长着蓝眼、灰发和浓眉的卢斯，抽烟很凶，他曾影响了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后来《纽约时报》在他的悼文中所说：“卢斯曾帮助千万个美国人培养了阅读习惯，树立了政治态度并打造了其文化品味。”60年代初，时代公司搬到了洛克菲勒中心新建的生活大厦。这座大厦耗资8 300万美元，高48层，全部由钢铁和玻璃建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卢斯所创建的帝国的强大。这座大厦大厅的特色是有闪光的钢嵌板，地面则是灰色花纹的水磨石地面，还有两幅巨大的抽象壁画（一幅是约瑟夫·戈尔伯斯的作品，另一幅则是费利兹·格拉纳的作品）。一层的餐厅由亚历山大·杰拉德设计，老板亨利·卢斯的办公室坐落在8层，这层的礼堂由杰奥·庞蒂设计。“这表明了权力的所在地，”当时一位评论家说，“这些办公室整洁利落，显贵豪华，这样的设计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奢华而又简洁。”
20世纪60年代消费杂志上的广告费中，每美元有33美分流向时代公司的出版物。当时发行700万份的《生活》杂志占了33美分的17美分。美国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求其雇员阅读《时代》周刊。20世纪60年代初，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私人请求，每个星期天晚上，会有专门的送报人员直接从印刷厂送一份刚印刷出来的《时代》周刊到白宫去。
时代公司上下散发出对自身处于世界核心地位的自信，其公司文化就建立在权威和传统学派的联系上。当时，几乎所有时代公司的员工都是常春藤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新教徒。《时代》周刊出版前几晚，会有打领结的侍者给工作人员端来威灵顿牛肉（包在松脆泡芙饼里有肥鹅酱的牛肉片）和鸡肉（烤得发黄的涂有白乳酪酱的鸡胸肉丝和花椒菜芽），装满饮料的小车穿梭在各办公室。侍者们为《时代》周刊的记者和编辑们提供掺有冰水的威士忌饮料和法国酒，一直到他们的意识变得模糊为止。而在大厦外的大街上，有司机们等着送他们回家。
公司以外的人很少可以进入时代公司的惟一俱乐部。约翰·格里高利·邓于1959~1964年在《时代》周刊工作，他曾谈到时代公司招聘的系统如何运作：
“我受雇于时代公司时27岁，是普林斯顿大学57届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位女士和哈佛大学52届毕业生乔治·古得曼约会后悄悄告诉我，她说古得曼要离开《时代》周刊到《财富》去工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动作快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份工作。于是我向《时代》周刊的人事经理申请该职位，他是我的一个朋友，耶鲁大学49届毕业生。《时代》周刊的总编科多弗尤尔·布林格是哈佛大学32届毕业生，他按应有程序对我进行了面试。我穿的那件红黑相间的衣服让他很满意，而年薪7 700美元也让我很满意，所以几个星期之后我就成了《时代》周刊商业版的记者。虽然那时我还不太清楚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对场外交易方式也一无所知。”
时代帝国的崛起（3）
在《时代》周刊的员工中你不难看到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但商业版没有）。有一个黑人记者在时代公司感到十分不安全，所以他上班时随身携带一把匕首。《时代》周刊职位最高的犹太人是亨利·阿纳特尔·格伦威尔德。他的一位同事说：“他很矮、很胖而且是犹太人，你觉得他能成为《时代》周刊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新教徒的老板吗？”
事实上，时代公司只有一个老板、一位编辑，那就是卢斯。他不让人们叫他主席、总裁或出版商，而是让人们称他为时代公司的总编（各独立杂志的编辑称为执行总编）。卢斯的首要任务不是为股东做事，他的头衔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职责是教育和服务公众—那些能看到生活中和卢斯眼中重大事件的成千上万的读者。
公司要达到收支平衡，当然得有人去卖广告。但是在时代公司的眼中，挣钱是低下的。用一位管理者的话来说，负责时代公司业务的人都是“犯人”，而公司的控制权在那些权威、永远正确的编辑们清白的手中。卢斯说他们代表着“教堂”，而“国家”（出版或业务部门）必须听从时代公司每份杂志的执行主编指挥。卢斯曾说：“这些执行主编就像独裁者一样”。
亨利·卢斯死于1967年2月28日。那时，时代公司的收入为6亿美元。卢斯当时拥有时代公司的1 012 575股票，占公司股份的15％，其价值为亿美元，年终分红为240万美元。
卢斯的葬礼于3月3日在麦迪逊大道教堂举行，卢斯自1924年就在这个教堂做礼拜。那天参加葬礼的800人中有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纽约市官员尼尔松以及前议员、总统候选人巴里·格得沃特。教堂摆了140个花圈和一个白色花朵做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德威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夫人送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布：“亨利·卢斯是美国新闻业的先驱。”为了悼念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把卢斯的照片登上了封面。
帝国的衰落
亨利·卢斯死后几年内，他所创建的公司很明显还具有他的风
格—品格高尚，傲慢清高，既是新教徒又是孤立的。时代公司的编辑们模仿天之骄子的动作，他们继续记录着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生。下面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时代》周刊和《生活》的社论评论说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纽不适合做总统。为此，阿格纽特地邀请时代公司的总编哈德里·多纳文（亨利·卢斯死后被任命为《时代》周刊的总编）到其行政办公室大厦共进午餐。阿格纽不满地对哈德里说：杂志上的那些评论不公平，为什么《生活》说他不能胜任总统的职位。“我的智商是130，”阿格纽称，“美国总统是由《时代》周刊来决定的吗？”
而多纳文则直视阿格纽，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首先，副总统先生，你为我们工作，你是公众的仆人。我们讲这些话是因为我们相信其可信度，你确实不能胜任总统的职位，而我们有责任将这一点告诉我们的读者。”
时代公司的编辑们通常都很傲慢，如今他们已经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关心《时代》周刊说什么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份杂志已经过时了。“和《时代》周刊相比，”1969年一位负责广告的管理者告诉《华尔街日报》，“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纽约周刊》给人的感觉更新鲜，而《时代》周刊则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