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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正确地指出，倘若研究机构有意让科学家踩过法律的界限，或者专利持有人更强有力地维护自身权利，当前的研究环境会出现“戏剧化甚至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75一场官司足以打破平衡。唱片公司已经把矛头对准下载音乐的青少年；学院院长围追堵截复印图书章节给学生的教授。不难想象，说不定有一天，生物技术公司或专利倒爷会拿大学实验室杀一儆百。生物技术所有者的容忍，并不是解决学术界生物医学困局的可靠办法。一套允许科学家例行违法的司法制度，绝不可能成为长治久安的社会政策。
商业药品开发的境况如何
迄今为止，大多数有关困局的实证研究都试图量化它给学术研究造成的成本（在我看来，很不成功）。这一焦点固然重要，但忽视了困局带给商业药品研发的大问题—由于生物技术专利分散，商业实验室放弃了哪些潜在的救命良药？所谓商业层面，就是我们创造实实在在能治病的测试或产品的地方。“一旦靠近市场，所有权问题可就迫在眉睫了。”昂飞公司的总顾问芭芭拉 A。 考菲尔德说。昂飞是基因微阵列芯片的主要生产商。76 毫不奇怪，该公司反对严格的DNA专利法，因为它对产品开发有着极不利的影响。
商业科学家无法轻易盗版。侵权很容易被发现，竞争对手不可能坐视不理，潜在责任太大，所得发现的专利又很成问题。投资上百万美元搞研发，却无法享受成品商业化带来的利益，这种事情谁会做呢？商业制药公司会悄悄放弃相关项目，就像我在第1章里提到的化合品X的例子一样。这种案例不会出现在沃尔什的调查里。商业科学家可不会轻易透露因为授权限制搁置了哪些大有潜力的项目。他们可能签过保密协议，不得透露所知情况，也不愿别人注意到自己公司的商业计划。
步入这一研究真空的慈善家，还没着手进行艰苦的药品开发工作，就摊上了令人咋舌的成本。之前讲的黄金大米故事是个特例，因为产品在许可开始之前就已经发明出来了。这里另有一个疟疾疫苗的例子，研究人员在准备阶段发现，疫苗的一种重要成分牵涉到39项专利—众多的专利使得疫苗设计昂贵又复杂。哪怕对财大气粗的盖茨基金会（该基金会投入了充足的资源克服药品开发中的反公地悲剧），困局也是个棘手问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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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途径（1）
困局上可没装着开关。反公有资源所有权占了产权范畴的一半，从有限排斥到彻底排斥。困局如何运作，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与类型、市场结构、潜在资源等因素。药品研发悲剧的成因很多，解决办法也有不少。这里，我收集了一些有助于解决生物医学反公有资源问题的工具。这里，我将它们分成市场途径、“防产权机构”、共享库和其他协作途径，以及政府管制改革。
市场解决途径
“是过渡还是悲剧”一节中指出，专利是损耗性资产，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专利就终止了。维持专利的费用很高，单单一项就要花数万美元。私人所有者往往有着强烈的动机要克服困局，因为他们要么想把专利组合成宝贵的新产品，要么想避免打官司。反过来说，专利投资也是搞垮成功创新者（倒爷行径）、阻止竞争对手创新或改进的杀手锏。78
或许，我们应当信任市场，成熟的参与者懂得如何保护自己。79 他们能够达成所需的交易。下游产品开发商会购买许可，协商材料使用转让事宜，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所需的知识产权。80 从学术界来看，凭借经验，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推动，大学产权办公室或许能更好地管理属于自己的组合创新。81 至于学术界科学家需要的研究免责权，卫生研究院新近的指导方针已经创造了一处安全港。
要是下游药品开发企业能在当前管理制度之下取得成功，真是再好不过了。对产权法进行大幅修订，有可能招来无法预见的风险。另一方面，袖手旁观同样有风险。在“是过渡还是悲剧”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的理由：学术界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侵权行为，对研究成果秘而不宣的事情越来越多；产业科学家对困局扼杀创新的无声关注；过去10年里上市的新分子实体锐减。市场有助于解决困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防产权投资
有时候，一家公司的最优竞争战略，是花钱阻止其他人获得产权，哪怕自己也必须为此放弃产权。例如，公司可以把辛苦完成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让其他人无法利用该发明申请这一领域的专利。
知识产权理论家罗伯特·梅杰斯生造了“防产权投资”（property…preventing investments）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一反常的市场行为。82 防产权投资看似古怪，可要是你从反公有资源的角度仔细观察创新，便会发现它的合理之处。防产权投资解答了我在本书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像IBM或塞莱拉基因组技术公司这类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会主动将旗下拥有的研究开放给公众？
防产权投资的出发点不是舍己为人。企业只是不想让困局妨碍自己重要的业务线。制药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意以之赚取利润的地方—是开发、销售药物或诊断测试，而不是从阻碍研究的专利丛林中突围。倘若它们能保证没人对原始基因序列申请专利，根据序列数据开发产品就会容易得多，价值也高得多。
除了梅杰斯的解释，我相信药品研发中的防产权投资还有一点更微妙的政治动机。在专利法上，大型制药企业处于不利局面。光从困局带来的成本看，它们本应和美国的其他高科技企业结成联盟。它们应当支持改革，提高自己整合产权、开发新药的能力。可恰恰相反，它们却跟生物科技和其他搞基础研究的创造者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呢？因为大型制药企业认为，基因制药企业比生物技术竞争者的威胁更大。一旦专利过期，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就会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基因冲击市场，价格下跌。哪怕只多几个月的专利保护期，也值得去投资一大笔钱。
解决途径（2）
因此，大制药企业总想要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专利权。它们不愿容忍任何地方出现较为宽松的专利保护，哪怕是在上游研究，也不管生物技术和专利倒爷会利用这些权利践踏未来的创新。针对这一政治背景，防产权投资暗中为大型制药企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们间接破坏了生物技术竞争者有意谋取的专利，又与制药企业坚决维护核心产品专利权的立场不相冲突。这个小算盘，有助于解释默克公开基因索引的部分动机。
再举一个防产权投资的例子，过去10多年，制药企业一直担心“单核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SNP，也即个人基因变异）专利上出现困局。83 SNP是基因编码中单个碱基出现变化—比方说“A”变成了“C”—是以，同一种基因或许存在多种变体。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异与特定的基因疾病有关系。SNP可以视为疾病的标记，但同样有可能制造出完美的困局：想设计诊断测试或治疗方法的公司，有可能需要获得与单个基因相关的多种SNP专利的授权。
和EST（表达序列标签）一例中一样，制药企业立刻展开行动，阻止对SNP申请专利。1999年，英国维康信托和多家大型制药企业创办了“单核酸多态性协会”（SNPs Consortium）。到2004年，他们已经花掉4 500万美元，把将近200万组SNP开放给公众。协会成员答应不对捐出的SNP谋取专利，对基于数据得出的下游发明不做限制。除去单核酸多态性协会和针对基因探针的默克基因索引，现在还有 “世界蓝图”（Blueprint Worldwide）、针对蛋白质的“蛋白质数据银行”（Protein Data Bank），针对基因的“基因银行”（GenBank）。生物学期刊甚至向研究人员提出把基因和蛋白质序列捐赠给公众的要求，以此作为发表论文的条件（当然，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有些研究人员恐怕会推迟发表论文）。默克还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