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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是为序。
转自高华博客。版权归作者，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2。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news。ifeng。/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15_7316_1475326_5。shtml
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1＇ 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