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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三十年代初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四十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五十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然而我的生活却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1970年我初中毕业，当时领导江苏的那位著名的军人司令员一声令下，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这样从16岁半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但给我的思想震动却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记得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 《571工程记要》时，有一个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竞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竞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记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留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单位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聍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78年后，除去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我的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