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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五十元即为地主白得。押金最高的占租额200－500％，曲靖区马龙县有的押金即占300％，一般押金占租额的100－200％，最低的亦占租额40－60％。
额外剥削
地主对农民除上述几种租佃形式剥削外，还有种种的额外剥削。如无偿劳役，在租约上规定佃户每年须给地主做工若干个，或规定代耕田地、代种菜圃、代养牲畜、挑水、碾米等。还有所谓“献新”、“送礼”，每年新谷登场，地主选一“吉日”令佃户分别送新谷若干。每逢年关节日，婚丧大事，都得叫佃户送礼。
由于上述地租、押金和额外剥削，实际的地租率（田租占产量的百分比）也随着增加。如根据泸县石润乡二保的调查，该保地主占有田地2140石，1949年共收租1401石，正额田租占土地产量平均为％，而且这是按十足年成即1石田收1石谷计算的。但该地常年产量是成到9成，1949年实收为9成，若按实收9成计算，则1949年该保正额田租占土地实产量平均为73％强。再加上各种额外剥削，约占正产量10－20％，则实际的田租占土地正产量一般都在70－90％以上。如果再从收获中扣去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则实际的田租额所占土地正产量的百分比当更高，泸县石洞乡1石田所需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折合稻谷的数量如下：种子——稻谷8至9合；人工（包括食粮及工资）——5个半，每个稻谷3升，共合稻谷1斗6升5合；牛工（包括牛食及牛资）——2个，每个稻谷3升，共6升；肥料——5挑，折合稻谷3升，以上共需稻谷2斗6升4合，占土地正产量（1石田收1石谷计算）％。
在这样惨重剥削下，佃户必须以土地正产物的大部甚至全部来缴纳田租，甚至还得加上副产物或副业收入之一部分来缴纳田租。由此可见西南地区地主剥削的野蛮程度，它不但占去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并且还侵占农民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的一部或大部，以致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则更严重。它往往使得农业生产只能维持反复的简单再生产，而且即使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也时常遭受破坏，而迫使生产规模日益缩小，形成解放前西南农村的凋敝现象。
7、公元2117年的田赋
“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这是民国年间郭沫若写的讥讽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多的对联。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苛捐杂税之多，举世罕见。从十里洋场到穷乡僻壤，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捐税，谁也说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1932年天津《大公报》就统计出有1756种。而到了国民党统治末期，苛捐杂税更多如牛毛。那时，不仅中央政府收取捐税，而且省政府、县政府、区政府乃至乡保，都自订税则，巧立名目，强行摊派，横征暴敛，甚至在装大粪的船上、死人的棺材上、卖儿鬻女的契纸上，都要贴上印花税，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这里我们所列举的主要是针对农民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2）
田赋
田赋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旧中国历代政府以土地为对象所征收的税项。一般的自耕农是田赋的直接承担者，而佃农则是间接的承担者。民国年间，田赋数额之大，令人咋舌。例如在陕西汉中褒城、南郑、石泉一带的水田，每亩一年的总收入不过5元，而田赋正税的负担普通每亩倒要2元，另外杂派和兵差还要摊到4元5角或7元8角不等。又如，抗战前期，在鄂北的均县，每亩的田赋至少在1元以上。1亩地一年的收成也不过2、3元钱，田赋要去了一半，农民当然负担不起。田赋的增加也是很迅速的，例如，广东茂名县1石租田的田赋在1932年为1角5，到1934年就要交纳5毛，3年间多了3倍。而广州东郊的棠下，在1926年每亩纳税共3角半，到1933年就加到1元4角，7年间加了4倍。
田赋除了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附加税始于清末，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因*太平天国，在原正税“条粮”的基础上，又加征“津贴银”，将正税翻了一番。至同治三年（1864年），因“军需过巨”，又加征79％的“捐输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又将战争赔款、铁路借款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中方赔款摊派各地，称做“新捐输”。
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将“条粮”定为正税，其余“津贴”、“捐输”等均加保留，改称副税，火耗改称“征解费”。1914年，在国家正、副税之上，又加征地方附加税。附加税名为用于地方教育、团务、建设、慈善、公益等费用，实为贪官污吏囊中之物，任其挥霍浪费，贪污侵吞。
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附加税已是种类繁多，不胜枚举。1934年有人作过统计，全国25个省田赋附加税的种类竟有673种之多，仅江苏一省即有47种。至于附加的数额更是骇人听闻，据1931年2月12日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
在四川省，因地方军阀形成各霸一方的封建割据，军阀专权，横征暴敛，更是为所欲为。时而月捐，时而借垫，时而预征。
月捐
“月捐”就是大小军阀驻扎在境内的部队责令地方政府按月向其捐输钱、粮，以资军需。如1926年，军阀范绍增师分驻垫江县各地，每月筹捐6、7万元。初时按人摊缴，继则依地派捐。范军的军需处长负责筹集伙饷，他以师部的名义，经常召集垫江东、南、北三里的总团、保正、甲长等开会，说什么范军驻防垫江，是为垫江人民防匪、防盗，保护人民安居乐业，全师官兵的生活费当然要由垫江人民负担。每月全师伙饷若干，由师部规定出来，保甲人员要提前3个月催收，提前1个月缴到本部。按月如数缴清者有赏，完不成任务者受惩。师部把每月伙饷数字逐级下达，并层层加码，挨家挨户征收（恶霸和富贵人家不出任何捐款），如稍有怠慢和一时无法缴纳的人，就要受到催丁的打骂和追逼。
借垫
“借垫”，就是军阀因某种情况临时需用巨额款项时，便要县内代为“垫支”。由于保甲人员自己亏空太大，而民穷财尽无法靠常规的苛捐杂税来征筹时，还采取“拉抬垫”的办法来弥补不足或填满腰包。“拉抬垫”就是把人先抓来关押起，要他们“抬垫”若干元。有钱缴纳的，可以取保释放，不愿或无法缴纳的，常被关、打、逼死。因“拉抬垫”而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3）
预征到公元22世纪
至于“预征”，就是提前征收田赋。中国历代政府对土地所征收的税，皆为一年一征，而国民党政府则改为半年一征。一年两征不足为用，还常常提前征收。到军阀专权时，“预征”实为加征，仅借“预征”之名，而行勒索之实。军阀摊派推行的“预征”，征过之后便不算数，到正式纳赋时还得照旧缴纳。“预征不抵粮税”，其意就在于此。
在四川省，梓桐的田赋在1926年已经预征到1957年；温郸9县的田赋在1931年已经预征到1961年。至于驻川各军在其“防区”（即军阀割据之地）预征田赋更是“次无定限”、“时无定期”。贪得无厌的军阀是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他们所遵守的唯一原则是“量出为入”，竭泽而渔。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1935年竟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1935年甚至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有离奇的是，湖南省慈利县1931年的田赋已经预征到了公元2117年。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除了自己一代以外，有的竟要提前替儿子一代、孙子一代乃至玄孙一代甚至是22世纪的第8、第9代后人，向反动政府交捐纳税。
同时，临时加征的地方军费开支又成为固定款项，且名目日益繁多。如垫江县就有安川费、剿赤费、短期公债、田赋公债、军米款、临时军费等，纷至沓来，此款未清，彼款又至。乡民日日忙交款，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在重赋之下，地主富绅多想法逃脱，漏减，而一般的自耕农根本承受不了，纷纷卖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三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粮食征购”、“粮食征借”合称“三征”。所谓“田赋征实”，就是硬性规定田赋征收实物；所谓“粮食征购”，就是以大大低于市价的“官价”强向农民征购粮食；所谓“粮食征借”，即是强行向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