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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知道了国防科委在“学代会”问题上的困难处境，于4月20日晚上9时40分至21日凌晨2时，接见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他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和问了一些有关的情况以后说：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学代会”代表的条件，是错误的。
但聂老总事前不知道，他知道后很不安，写了检讨。
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
“聂荣臻同志我们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
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
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大家要消除派性，搞好联合，把“学代会”开好。
4月24日，聂荣臻给“学代会”写了自我批评的信。
信中说：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和开始的一段，我正在病中，至今没有痊愈，有许多情况确实不清楚。
代表的评选条件，会上有突出我个人的作法，大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些错误，我作为国防科委党委的负责人，作为‘班长’应该首先负责。
‘核心’的那条极端错误的条件，事先没有报告我，到知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代表已经选出来了，我感到这个条件不对，但迁就了现状，未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未采取断然处置来纠正这个错误，此次会议准备的文件、发言、报告，我在病中，都不知道，虽然以前曾多次谈过不要突出我个人，不要吹，不要捧，会前也一般地打过招呼，但采取措施不力，更未检查过问。”
“我在四十多年来各个革命斗争阶段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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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2）
我绝不是一贯正确的，而是错误不少。”
聂荣臻的这封信，是经过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发出的。
如原信中有一句，“总理代表中央亲自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周恩来改为“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帮助我们纠正这次会议的错误。”
另一句提到，总理的指示，对我们开好会议“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改为“起一定作用”。
但信在发给“学代会”以后，仍有人说，聂荣臻的信“是做表面文章”、“没有触及灵魂”、“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事前不知道‘学代会’代表的条件。”
4月30日上午，聂荣臻到“学代会”上准备检讨，听取意见。
可当他刚讲了几句，持批判态度的一派口号声四起：“火烧聂老总”、“炮轰聂老总”、“万炮齐轰聂荣臻”。
接着是另一派反对这样做，也高呼口号。
至此，聂荣臻已经无法再继续讲话。
他乘会场稍静时，说了几句：“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由国防科委党委转给我，希望大家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大会开好。”
然后离开了会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7年6月1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国防科委军管办公室的电话：飞机研究院一批群众来到国防部，要揪斗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唐曾任飞机研究院院长），说唐历史上有自首叛变问题。
该怎么办？请聂荣臻作指示。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电话上找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一个都没有找到。
他就直接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办公室主任。
聂荣臻在电话里说：“唐延杰同志的自首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
毛主席说过。
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唐的问题不是（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了嘛。
群众贴大字报可以。
如何处理，待中央有指示后按指示执行，不要让外单位揪斗唐。
这个精神，只给常委同志说一下，不要下传。”
但不知什么原因，事隔一年之后，这些话传了出去。
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机关9名干部联名贴出名为《炮打聂荣臻》副标题为“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把上述电话记录中“毛主席说过，经过长征和几次反‘围剿’考验的，一般可以解决党籍问题”这句话，引申为“毛主席说，叛徒可以入党。”
引申的话还打了引号，就变成了聂荣臻的原话。
由此，自然得出了“捏造最高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的结论了。
所谓唐延杰是“叛徒”的实际情况是：他1929年在长沙与党组织失掉联系。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的家人代他登报自首，后被国民党当局收容进感化院进行“感化”。
1930年，红军进攻长沙时将他营救出狱，随即参加了红军。
经历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在陕北重新入了党。
唐延杰重新入党时，与聂荣臻不在一个单位，所以，聂荣臻对情况并不清楚。
到1967年春天，有人反映唐延杰历史上有自首问题，聂荣臻当即要国防科委党委将唐的材料上报中央，还决定在中央没有批示前，当年的“五一”节没有让唐延杰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不让唐再管机密性大的工作。
在聂荣臻的记忆中，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曾有过指示，经过反“围剿”和长征考验，一般都可以解决党籍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聂荣臻说了电话记录里的那段话。
至于说“政治上陷害林副主席”的问题，聂荣臻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实的经过是：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然逝世，下午叶群给聂荣臻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当时不知道安东是非正常死亡）：“林副主席知道安东同志逝世后说，安东是个好同志，是聂老总的一个好助手，既已逝世，请聂总不要过分悲伤，要保护好聂总的身体。”
第七节“学代会”代表条件的风波（3）
1968年1月，聂办工作人员在国防科委机关有人问起安###然死亡的情况时，顺便说了这个电话记录的大意。
大字报的作者，把此事歪曲成“林副主席说，自杀的叛徒是个好同志。”
9人大字报贴出以后，国防科委机关一片混乱，聂荣臻已处于无法工作的境地。
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尽管受了种种委屈，聂荣臻仍于7月16日向毛泽东、林彪，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检讨报告，他在检讨报告中承认犯了3个方面的错误：一、在突出个人方面，去年4月，就曾有人吹捧“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
对此“只当做一般传闻，没有严肃对待并公开表态纠正。”
二、对待各群众组织，感情有亲一派、疏一派之分。
三、在十年来发展科技事业中，“我只强调了立足国内，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对科学技术人员团结、鼓励多，教育、批评少，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
对聂荣臻的检讨报告，毛泽东7月18日作了如下批示：“可以发出，但要做精神准备，革命群众还可能有意见要提出来。”
但这个批示，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阻挠下，没有下发，聂荣臻的检讨也就没有同群众见面，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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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绝不允许乱军（1）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几位老帅关心的是军队的稳定。
人民解放军这座伟大的长城，是老帅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同缔造的。
老帅们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文革”###中，他们力所能及的同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阴谋进行斗争，直至发展到“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二月逆流”的主要罪状之一。
要稳定军队，“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个军队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5月30日，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老帅，加上杨成武、萧华等一起聚集到军委西山招待所15号楼叶剑英的住处开会。
会上，听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汇报，几位老帅的一致意见，“文革”中军队不能乱，并拟就了军队参加“文革”的10项措施，上报中央审批。
这10条措施总的精神是：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部队以搞正面教育为主，要批判整顿的主要是军以上机关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