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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外交伎俩，“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力图避免欧美列强联合干涉其侵略活动。
当时，在远东有最大利益者，为英俄两国。沙俄自从19世纪中叶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不冻港，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沙俄是有戒心的。故当李鸿章请求沙俄政府出面调停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欣然应诺”，表示了干涉的决心。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慌，陆奥宗光立即与驻日俄使希德洛夫进行了会晤，保证无意占领朝鲜，仅是要朝鲜改革内政以保证朝鲜独立而已。于是，俄国“积极干涉之心顿减”。但俄国政府对日本仍不放心，1894年6月30日，希德洛夫曾交一照会给陆奥宗光，劝告日本政府容纳朝鲜要中日撤兵的请求，并警告日本说：“若……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负重大责任。”日本政府接到照会后，立即进行研究讨论，它还通过驻俄日使了解到，俄国虽然对远东寄予的欲望远大，但它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太平洋舰队也还软弱，没有多大力量来采取武力政策。日本政府认为这时没有应俄国忠告而撤兵的必要。于是，日本就比较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撤兵的建议。同时，为使在远东问题上猜忌素深的英俄两国互相牵制，日本政府就将朝鲜问题通告英外务部。英外务部就命其驻俄公使告诉俄外务部说：“英国并无用恐吓手段强日撤兵之意。”俄国当初愿出面干涉，主要是怕不允中国所请，中国会“舍而求英，徒予英人殖势良机”。此时，俄国见日本拒绝了它的要求，英国表明了“中立”态度，若再采取干涉行动，恐会引起列强（特别是英国）的猜忌，且万一日本胜利，俄国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考虑到这些因素，沙俄就不愿卷入漩涡，去冒与英、日对立的危险了。对此种情况，日本亦甚为了解，为拉拢俄国，更加孤立中国，日本还表示若日本一旦占据朝鲜，则将尽力保护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日本的承诺，沙俄感到满意，俄外相立即表示了不干涉的态度，日本终于扫除了发动甲午战争的一大障碍。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2）
为了避免在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的干涉，日本在外交上也颇费心机。英国当时奉行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极不愿打破远东的现状。它是承认中朝藩属关系的，其政策的着眼点是支持中国加强控制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想方设法亲近英国、拉拢英国。当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提议说，中国政府对于从前日本政府所提议之案，有附有某种条件再商议之意时，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却故意在与中国谈判时，提出与中国相反的和使中国无法接受的意见，致使双方谈判无法进行下去，然后再把谈判失败归罪于中国，挑起英国对中国的不满，争取了外交上的主动。
为了使英国保持“中立”地位，日本还满口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运动”的要求。同时，日本政府还了解到，英国的远东政策中还包含有防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一面，英国早就密切注视着俄国势力向远东和中国侵略的动向了，为了不让日俄结好，损害它的远东利益，英国希望日本站到自己身边来，共同对付俄国。于是，日本趁机提出了自明治维新后，一直是头等重大的外交课题——修改日英条约。在日英双方商谈改约之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向英国政府表示：日本与中国打一仗后，即缔结和约，“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日本的这一表态，使英国感到满意。7月16日，日英改订条约终于在日本作了许多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条约改订，初步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如英外务大臣金伯雷在条约签字仪式上所说：“这个条约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以此表明他对日本侵略行动的支持态度。
日本就是这样运用其灵活的外交策略，使英俄互相牵制，从而解除了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7月23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开战之后，英、美、德、法等国正式发表其“中立宣言”，要求中日两国尊重他们的“中立”权利，这对日本侵略行动无异火上浇油。然而，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对中日战争的进程极为关注。在战争初期，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胜负没有把握，基本上采取观望政策。平壤及黄海之战，中国大败，使“欧美各国之视听赖变”。英《泰晤士报》公然说：“我们决不会再想到……中国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然而日本的胜利也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当时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65％以上，英国商人已经“享受”到战争的恶果。因为清政府为阻碍日本袭击华南沿海城市，先后封闭了宁波、福州等港口，这就使英国在华南贸易受到打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结果将会更加残酷。并且，英国眼见新兴日本跃登远东舞台，且有要求东亚主动地位之举，实在于心不甘。10月6日，英外相电令其驻俄、法、德、美等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建议以联合方式调停中日战争。10月8日，英驻日公使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向日本政府探问，是否日本愿在（1）各强国担保朝鲜独立；（2）由中国赔偿日本军费这两个条件下停止战争。对于英国的提议，开始时日本政府“颇深筹虑”，以为各强国已经同意了英国的意见。但狡猾的日本并未立刻答复英国，而是与各国驻日使节频频接触，试探各国的态度。驻各国的日使也积极配合，将各国的立场通报国内。当日本政府了解到：俄外务大臣的意见是，“在今日中国尚未直接向日本乞和，日本政府未明言媾和条件，以为干涉之时机尚早”；而“意国虽欲与英国取同一运动，然观曩日英国之失败，诸事更加注意”等等情况后。他们立刻得出结论，欧洲各强国各怀异心，又皆拒绝中国政府之哀诉，不表示同意英国政府的联合仲裁。同时，陆奥宗光观察到英国的调停态度也是不坚决的。10月10日的《泰晤士报》社论中明白表示：对日采取强迫措施，虽有成功的希望，但今天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否则将会陷入困窘的地位，并被东方强国敌视。于是，日本政府照会英国政府表示拒绝“罢战”的强硬态度。果然不出所料，英国政府接到日本的照会后，便丧失了调停的信心。日本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了列强间的意见分歧，从而瓦解了英国提议的“联合调停”。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3）
英国首倡联合调停失败后，中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为早日息止战争，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在11月3日召请英、美、德、俄、法5国驻北京公使出面联合调停战事，并表示承认10月6日英国所提出的“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及“列强共保朝鲜独立”两项原则作为媾和基础。同时，他又训令驻外使节向各国直接提出请求。但此时，列强各有打算。德国政府表示“现时和议无济于事”；英外务大臣金伯雷也表示“不便与日再言”；美国则断然拒绝参加联合调停，意欲单独操纵和谈，可是力不从心。李鸿章见联合调停难以施行，建议尝试直接派人赴日求和。于是，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以李鸿章特使的身份立即被派往日本。但日本政府却以德璀琳为非正式使臣，拒绝同他谈判。不过，日本这时仍然感触到存在“欧洲列强干涉东方事件之危机”。因此，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政府亦非常注意各国的外交行动。1895年2月，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广岛与日本代表谈判，但日本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开议。
广岛谈判的破裂，张、邵两使臣的归国，使“欧美各国对中日事件之视听，更加敏锐”。英国见日本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且其侵略魔爪伸入到中国本土，战争如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损害英国在中国南部的利益，这是英国所不�